第四章（第13/25页）

当费尔明娜·达萨头晕眼花地读出那个名字时，谁也没有听懂。不仅因为那名字本身就不同寻常，更因为无论如何没人说得准中国人的名字到底该怎么读。但也无需劳神，因为获奖的中国人已经从包厢的尽头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中国人早早回家时的那种完美微笑。他显然早已胜券在握，所以还特意为领奖穿上了春节时穿的黄色丝绸衬衣。他接过18K的金兰花，在质疑者震耳欲聋的嘘声中，幸福地亲吻了奖杯。他面不改色，只是在舞台中央静静等着，沉着得就像一位全能上帝的使徒：很明显，他那位上帝的神意远不及我们这位如此富有戏剧性。台下刚一安静下来，他便朗读了获奖的诗作。谁也没有听懂。但新的一阵嘘声过后，费尔明娜·达萨冷静地用她那捺人的沙哑嗓音又读了一遍，从第一句起就震惊了全场。那是一首正宗的帕尔纳斯派十四行诗，完美无瑕，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缕灵感的清风，显露出一位高手的深厚功力。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位大诗人想出了这个玩笑似的主意，以此捉弄花会，而这个中国人自告奋勇助他一臂之力，并且抱定了至死保守秘密的决心。我们的传统报纸《商业日报》试图挽回市民的荣誉，发表了一篇博学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文章，讨论了中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的久远渊源和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参加花会的充分权利。撰写此文的人毫不怀疑十四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并以文章的题目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理由：《中国人皆是诗人》。即使真有阴谋，阴谋的发起者也早已带着秘密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中国诗人活到了东方人的高寿，死前并没有仟悔。下葬时，棺材里放着那枝金兰花。他多少有些饮恨而终，因为生前没有得到他唯一渴望的东西，即人们对他诗人身份的认可。为纪念他的辞世，报界又回顾了那次已被淡忘的花会事件，再次刊登那首十四行诗，并配上盈润少女手捧丰饶之杯的现代主义插图。而诗歌的守护神也利用此次机会让一切归回原位：新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糟糕透顶，于是谁也不再怀疑它的作者当真是那位已故的中国人了。

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中，这场闹剧总是与当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体态丰腴的陌生女人联系在一起。典礼一开始他便注意到了她，但之后，由于忐忑的等待，他又把她忘记了。她那珍珠母一样白皙的皮肤，她身上那种幸福丰盈的女人所特有的芳香，以及她那女高音般的宽大胸脯上别的一枝人造洋玉兰，这一切都引起他的注意。一袭黑色的天鹅绒长裙紧裹着她的身体，黑得就像她那双充满渴望和热情的眼睛。头发更是乌黑，用一把吉卜赛人的发梳别在后颈处。耳坠和项链是同一款式的，好几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而所有的首饰都嵌着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右边的脸颊还用眉笔画了一颗痣。在最后那片混乱的掌声中，她怀着真诚的哀伤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眼。

“请相信我，我真心为您感到遗憾。”她对他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感动，倒并非因为这份他应得的同情，而是惊讶竟有人知晓他的秘密。她向他道明原委：“我是从开信封时您翻领上那枝山茶花的起伏中看出来的。”她把手中的长毛绒洋玉兰拿给他看，并向他敞开了心扉。

“所以我才老早就摘下了我这朵。”她说。

她因失败而马上就要落下泪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他那夜间狩猎者的本能改变了她的情绪。

“咱们找个地方去一起哭一场。”他对她说。

他把她送回家。到了门口，几乎已是午夜时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便说服她邀请自己进去喝一杯白兰地，边喝边看看她提到的这十多年来积攒的有关公众大事件的剪报和相册。这个花招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老套了，但这一次却不是他主动出击，而是她在从国家剧院回来的路上就说起她的剪报。他们进了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进客厅的第一眼便注意到，唯一一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床宽大而豪华，铺着锦缎床罩，床头饰有铜树枝。这让他有些慌乱。她想必注意到了这一点，上前一步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门。她请他坐在一张印花布的长沙发上，上面有一只猫在睡觉，然后她把收集的几个册子放到了中间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紧不慢地翻着册子，想得更多的是接下来的行为，而非正在看的东西。忽然，他抬起眼，看见她双眼噙满泪花。他劝她想哭就哭，用不着难为情，因为没有什么比哭泣更能减轻痛苦了，但他建议她先松开紧身背心再哭。他上前去帮她，因为那件紧紧束在身上的背心后面有两根带子来回交叉地系着。他并不需要将带子完全解开，刚解到一半，紧身背心就因内部的压力自己松开了，那对硕大的乳房终于自由地呼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