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还敢再爱吗？（第8/14页）

我嗅到了德国莱茵河畔一望无际的葡萄山天然佳酿的醇香，我感受到意大利漫山遍野橄榄树的油脂润滑……渐渐地，我变成了一朵法国莫奈的睡莲，同时又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中国莲花，墙上客厅中的油画《荷花睡莲》在我朦胧的双眼前晃荡起来。

我要啊，我要啊……我要爱，我要活……

但是从那以后戈尔德不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从内心当然希望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自问与戈尔德并没有更多更深的联系，自己并没有爱上他，和他也没有像与亨德瑞克那样的默契和情投意合，对戈德尔只是简单地喜欢，两个人一起享受舞蹈而已，所幸戈德尔也只是喜欢我。戈尔德对我兴趣减弱甚至对我的身体感到害怕都是正常的，凭什么人家非要一直热情满怀地追求我呢？看来，患过癌症的女人能吓倒很多男人。

我对自己说，和戈尔德的交往也许正恰到好处，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爱情，我需要重新放松自己，开放自己，积聚爱的力量。

我在戈尔德的电话上留言：“亲爱的戈尔德，谢谢你！我要带儿子回中国一段时间。我会永远记得你教我跳舞。”

戈尔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我病后身体的开放陪过一程，我会永远记着他的身材和舞姿，我还记着他的话：“为自己的老年投资，结交朋友并诚心给予朋友快乐。”

腰部以下的动作

戈尔德后来不打电话约我了，我有一点失落，但更多的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力量。回到中国后，我不再关心云是否和别的女人或者和自己的亲妹妹来往。

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我不做瑜伽，但是我每天闭着眼沉静地提醒自己好几遍，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

舞蹈在我的身上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到了北京，我拿出刚刚认识的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位院长的名片，打电话到院长办公室，几经周转，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一对舞蹈老师。

2003年那个春天，似乎创世以来所有的细菌都苏醒了，一场莫名的SARS病毒，昼夜不停地在整个地球上肆虐蔓延。街上的行人好像颠倒了季节，把十几层的棉纱口罩罩在脸上，一罩就是一整天，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许多年以后，还会活在那种惊恐里。

我当时像亿万其他人一样，被蒙在鼓里。我告别了德国首都柏林的空气，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坦坦，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白天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穿行在地铁里，经过许多戴口罩的人身边，我浑然不知，大口大口呼吸着祖国首都的空气。我天天把儿子坦坦送到北京临时上的幼儿园，后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有一两个孩子病了，没有上幼儿园了，但是我继续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把坦坦送去幼儿园。

2003年的春天，我在北京的那个寓所没有私人的隐秘可言，光洁的地板，整面墙的落地窗，几十平方米的大空间，除了一张床，再没有任何一件家具，美国式开放厨房闲置一角，我没有做过一顿饭，哪怕是一次汤，寓所里没有任何油烟的味道，一个地道的家庭小舞厅。两位舞蹈老师来了，我拿出德国巧克力招待他们，却全然不知他们是不是穿越了整个北京，穿越了许多白色口罩，把许多SARS病毒抛在了身后，来赴我的舞蹈约会。我夜夜学跳舞，在舞蹈中浑然不知灾难即将来临。

两位舞蹈老师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对，男老师身材匀称，每天都是深色的一身衣服，进门时最抢眼的是脚上那双看来有点年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皮鞋，换上舞鞋后最抢眼的又是脚上那双舞鞋。女老师则不同，每天都会换一件着装，一件不同风格的坎肩，一条不同颜色的围巾，每天这一点点小变化，都使她拥有不同的韵味，她的服装都不张扬艳丽，而是样式别致，交谈中她对我说：“我的大部分衣服价格很便宜，重要的是你得到对路子的地方去买。下次你回北京，我陪你去逛。”

我问两位舞蹈老师是否去过欧洲，他们笑着说还没有去过，最想去英国。这辈子去英国黑池的交谊舞大赛跳一次舞就够了，男老师笑呵呵地说。

2003年4月18日，星期五，我把儿子留在北京，独自回柏林了。从北京回到柏林，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SARS.以前我回到柏林，第二天准到住得最近的朋友家吃早餐，大聊一通分别后的见闻。可现在朋友把我拒绝了，说实在很抱歉，你从中国回来，我们家孩子小，怕传染。我知道那就是说，根本不用再向其他人报告自己回柏林了，因为我最要好的几个女朋友都跟在我后面陆续生了孩子，她们的孩子都比坦坦小。这个SARS看来很厉害，好像连打电话都会传染。周六商店还开门，我像个还没有被人识破的麻风病人似的，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抢着上街买了点吃的喝的储备起来，然后我一连几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边收拾屋子边听广播中的爵士乐台，可是那爵士乐台也不只播爵士，每播送一段爵士中间就不断重复着中国的SARS病毒消息。4月21日，周一，中央电视台报道，卫生部、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变动，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长职务，这两项人事变动，看来与应对“非典”不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