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还敢再爱吗？（第10/14页）

这时，乐队正好奏起了爵士旋律，亨德瑞克俯向我的耳际：“尊贵的女士，要不要来点腰部以下的动作？”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站起身来，迅速步入舞池，跳起了桑巴。

这个夜晚我们两个人又难舍难分，在舞蹈中我忘记了SARS.说也奇怪，因为中间插入了一个戈尔德，我一时不再想亨德瑞克是否有别的女人。

“梅，你知道吗？我在这个舞厅已经跳了二十多年了，我遇到过很多女人，来了，走了，结婚了，离婚了，又来了，哈哈！你要记住我的话，我总会在这里！”

亨德瑞克这个话什么意思？他不走了？不想再结婚了？也就不用再离婚了？！他想把舞厅当成他永恒的归宿？他娶那个韩国老婆的时候也三天两头泡舞厅吗？他后悔结婚了吗？不，好像也没有，因为他说过，儿子是值得的。

在那段谈论爵士的日子里，跳完舞后，亨德瑞克和我还会去爵士吧A-Train.

在偌大的柏林历经多年能够存活下来，变得有些人气与名气的爵士吧也就只有两个，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西边的离我住处近，我们自然就去西边这个A-Train爵士吧。

爵士吧在一条小路的拐角，离社交舞厅不远，走路10分钟就到了。爵士吧的门帘很小，里面的空间也不足一百平方米，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吧台，一个小舞台，舞台顶上灯光很齐全，最里边还设有调音台。爵士酒吧的面积当然远远不如社交舞厅，社交舞厅有两个吧台，化妆间、厕所里永远都有侍者服务，但是A-Train爵士吧里出入的人是不一样的，外地游客、国际游客慕名而来的很多，要预订，像我和亨德瑞克这样临时跑去，很可能没有座位。这个爵士吧，听说也是有爵士迷掏钱支持的，否则还是难以维持的。爵士吧是1992年开张的，我1995年到柏林后不久去过一次，那时如果不是周末好像从来不用担心没有座位，2003年的爵士吧已经很有名气了。

一个人去爵士吧的很少，大多三五成群一起去，我和亨德瑞克去爵士吧，留下的柔情蜜意多，留下的爵士感觉少，为什么呢？爵士吧里被拥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孤独的空间，而我听爵士需要点空间与陌生感，甚至孤独感（不知别人是否和我一样）。曲终人散，人一出门，就像一个飘飘悠悠的萨克斯管长音，一缕空落、一缕乡愁袭面而来。每次分手时，亨德瑞克照常为我招来出租车，天气好的时候，我摆摆手不要出租车，我也不指望亨德瑞克送我回家，我宁愿深夜独自走路回家，独自品味那空落、那乡愁……

不再见亨德瑞克

白天工作很多，我没有时间失落和发愁，中国的“非典”远隔千万里也还紧紧缠绕着我。

2002年，我在柏林倡议创办了第一届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柏林市市长沃维莱特先生亲自担任名誉主席，400多名应邀参加的中德小艺术家们在柏林欢聚一堂，同吃、同住、同排练、同台演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约来年北京再见。2003年，市长沃维莱特先生再次欣然担任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名誉主席，“非典”却突然袭来，报名来柏林参加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的中国团队和德国团队一个接一个都因为“非典”取消了行程。最后，中国只剩下一个团队，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合唱团坚持要来，更可贵的是德国也有一个团队坚持要来，他们是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爵士乐队，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一个一个都带上了“非典”病毒，他们相信中国抗击“非典”会取得成功，他们希望到柏林来和中国青少年交流。

为了两个团队，就耗费大量精力来举办一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值得吗？事实上，我放不下这些跨越了千山万水希望相识相知的青少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支撑着我，那就是，我想利用这两个团队的到来，举办一场支持中国抗“非典”的大型文艺演出。

因为信念而激动，因为激动而有创意，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几个工作人员就陷入激动和创意的魔圈中，疯狂工作。

举办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场地、节目和观众是三大要素。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是柏林多元文化的象征，建筑造型被誉为美国总统卡特微笑的大嘴，广场上有巨大的喷水池，周围有绿色的公园草地，身后是静静流淌着的斯普瑞河（Spree），柏林世界文化宫的旁边就是总理府，一个现代的白色建筑。不要说去看演出，柏林世界文化宫本身就是柏林观光一景，能在那里举办一场演出，对中德小艺术家及观众都是一个美好的体验。演出场地是我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得到的，第一轮书面联系，回答是7月20日这天已有活动安排，但我不甘心，通过内部信息，得知那些天的场地是被一个每年都会举行的系列音乐会预订了，但那个系列音乐会恰巧在2003年的那一天没有演出。还有希望！我展开第二轮书面联系，用德语极尽所能地渲染中德友谊，以及全球抗击“非典”的重要性，结果场地就有希望了，但租金、技术人员的费用令人咋舌，要七千欧元左右。第三轮、第四轮联系，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介绍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活动及其意义。最后，柏林世界文化宫明确以“出于文化政治的考虑把费用降到三千多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