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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看我。”阿梅手里拽着风筝线，祥妹蹲在她身后帮她。风筝飞了起来，蜻蜓的翅膀随着气流上下扇动。

“卡啊……”阿州踢着小腿，挥舞着胳膊，似乎要飞向空中的风筝，“卡，卡。”

婆婆轻拍他的胳膊，开始念诵一首似乎是她即兴创作的童谣。

蜻蜓，蜻蜓，

飞上天，

化作巨龙

入云端，

不要丢炸弹。

不要喷火焰。

炸弹臭烘烘。

阿州说，滚到天边去。

她捏捏阿州的小脸蛋，又念了一遍。

“风筝只能飞这么高了。”祥妹说着让阿梅看线轴上的最后一圈线。“我们得让风筝迎着风飞。”

港仔后是一大片月牙形的海滩，两端深入大海，我们跟着风筝笔直地朝远处模糊的军舰走去。婆婆摇了摇头说，“有时候我在想，不知道它们怎么能够浮在水面。全部是钢铁啊。”

我戴上眼镜，望着前方的军舰。最近几个星期，我们注意到日本舰队在逐渐壮大。港口现在停泊了足有二十艘军舰，有战列舰、巡洋舰和布雷舰，偶尔也会见到驱逐舰。海边的茶馆里，人们细数着海面上的军舰。他们下着象棋，摸着骨牌，说起军舰来就像谈论风流男女的韵事。对军舰感兴趣的人已经知道每艘船的名字，除了之前的军列舰雾岛号和伊势号，现在还有日向号、长门号、陆奥号、扶桑号、金刚号，巡洋舰和布雷舰的名字分别是鸟海号、名取号、铃谷号、妙高号。

我们沿着沙滩往回走，风筝向下俯冲，越来越贴近下面的大海和沙滩。这时，婆婆提议我们一起来联一首诗，她起了头一句，“荷花池上，蜻蜓悬停。”

“身弱体轻，翅若蛛丝。”我说第二句。

“荷花池畔，虎狼环伺。”她接第三句。

“扑之畏水，弃之不甘。”

我们边走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补充，最后做出了一首描写日本恶狼围住鼓浪屿伺机而动的诗，我在诗中加上蜻蜓、风筝、孩子。用一首诗来纪念我们在海边的一天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明天练习书法时我会抄写出来两份，一份拿给婆婆。

“嘿，小姐，当心点！你快碰到老人家了。”

是我的旧日塾师，我听出了他的声音。我笑着转过身，“魏先生。真想不到，我和婆婆刚做完一首诗就遇到了您。”然后我住了口。魏老师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里面的蓝白色条纹衬衫搭配一条难看的绿棕相间的领带，看上去很不协调。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让我猛地意识到自己有多傻，简直像一个急着讨好老师的女学生。

“郑惕是我侄子的朋友。”魏先生说，“你可能知道他的笔名，叶疏离。”

现在，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了。叶疏离是一位著名作家，我在上海《世纪风》杂志上看过他写的故事和诗歌。我刚想说一两句赞美的话，阿梅挣脱祥妹朝他跑了过来。

“你是军人吗？”她问。

他笑了起来。

阿梅歪头看着他，“你不是我爸爸？”

这一次，我们全都笑了，阿梅却哭着跑开了。我可怜的宝贝女儿，她已经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

“过来，宝贝。”我把阿州交给婆婆抱，向阿梅伸出双手。

“我不该笑。”郑惕说。他打了个响指，招呼卖糖葫芦的小贩过来。“给小姑娘的。”他说着把一串糖葫芦递给我，“这是赔罪礼物。”

阿梅抱着奶妈没有动，努力维持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她的目光被裹着一层蜜糖的深红色糖葫芦吸引了过去。她伸出手嘟囔道，“我的。”

我们分手前，魏先生说下周在明月轩酒楼有一个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聚会，邀请我和婆婆带着新诗一起来参加，我听了更是尴尬得不行。阿梅黏糊糊的小手几乎快碰到我的头发，我跟老师解释说，我们随意发挥的打油诗，几乎算不上真的诗。“谢谢您，先生，我们真的不去了。”我抓住阿梅的手腕，向婆婆挥手要一条湿毛巾。

“要来啊。”郑惕反对道，“你们一定要来。魏老师太客气了，他没说这次聚会的真正原因。我们要为他55岁生日贺寿。”

“不，不，不，”魏老师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他俯过身低声说，“我们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还有其他一些事。”

我立刻明白了先生口中“其他一些事”的含义，随即打消了推辞的念头。我想听听塾师和他信任的那些朋友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寻求真理的责任，我渴望听到他们的真心话。

互相道别后，魏先生他们转身离开，我和婆婆相视一笑。“那个年轻诗人走路的样子像上海人。”她低声说，“你看，他走路外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