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来的人（第7/10页）

这几个星期里，他一直没有给克里斯汀打过电话，也没有在她家里出现。他一定是认为自己的策略效果不够理想，也可能是察觉到她已经有些厌倦。电话铃开始在清晨或者深夜，他能确定她会在家的时候响起。有时，听筒里只有他呼吸的声音（她可以，或者说她觉得她可以，认出他特有的呼吸），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会挂掉电话。偶尔，他又会说他想和她说话，可即使她等上很长时间，也还是再无下文。后来他变本加厉：她会在自己搭的电车上看见他，至少隔着三个座位，安静地对着她微笑；她会在熟悉的街道上感觉到他跟着自己，虽然，每当她没能坚持住置之不理的信念回过头去查看时，他要么踪影全无，要么就是正往一根树干或是一丛灌木后面躲。

白天，置身人群之中，她倒不是很怕他；她比他强壮，而且他最近也没有企图碰她。可是白天越来越短，天气日渐寒冷，快到十一月了。她常常是在暮色四合中回家，有时，只有微弱的橘色街灯打破四周的黑暗。她忧心忡忡地想着他可能会用上的东西，剃刀、匕首、手枪；有一件武器在手，他就能迅速占得上风。她不戴围巾，她记得报纸上那些女孩被人用围巾勒死的报道。早晨穿上尼龙长袜给她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身体似乎变小了，变得比他还要瘦小。

他究竟是精神失常，还是色情狂？他好像完全没有恶意，但最后变得丧心病狂的往往就是这种人。她想象着那些咬得坑坑洼洼的手指掐住她的脖子，撕开她的衣服，虽然她想不出自己尖叫的样子。停在路旁的汽车，房子四周的矮树，左右两边的车道，在她经过时从无人留意的底色变成笼罩在不祥之中的前景，每个细节既清晰又残酷：这些，是一个男人可能蹲下藏身，一跃而出的地方。可是，每次她在早晨或是下午天色未暝的时候看到他（因为他依然延续着紧追不舍的老办法），他穿旧的外套和不安的双眼都让克里斯汀相信她自己才是那个折磨、迫害的祸首。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有是责任的；她长久以来一直当作一架经久耐用的机械来看待的身体违背了她的意愿，从每层褶皱、每道缝隙散发出某种肉眼看不见的浓烈气味，就像发情期的犬类或是雌性飞蛾的气味一样，让他不由自主紧紧追随。

她的母亲已经一门心思投入到那些必不可少的秋季家宴中，没注意克里斯汀接到了多少电话，也没注意女佣抱怨有个男人一句话不说就把电话挂断。她宣布自己要飞到纽约去度周末，父亲也决定同往。克里斯汀惊慌失措：她看到自己在浴缸里被人割开了喉咙，鲜血正顺着脖颈淌下来，卷着小小的漩涡流进下水道里（到了这个时候，说他能穿墙、会分身她都相信）。女佣是不会帮她的；她说不定还会站在浴室门前，叉着两手，就这么看着。克里斯汀安排好，周末到她已经结婚的那个姐姐家里去。

星期天晚上回到家，她发现女佣几近歇斯底里。她说自己星期六傍晚去给落地玻璃门拉门帘，发现门上贴着一张扭曲变形的怪脸，一个男人的脸，靠在玻璃上，正从花园里盯着她看。她说自己昏了过去，差点提前一个月早产，当场在客厅的地毯上把孩子生出来。随后她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男人已经不见了，不过她认识他，那天下午他来喝过茶；她告诉警察他是克里斯汀的朋友。

星期一晚上，警察上门调查，来了两个人。他们很客气，他们知道克里斯汀的父亲是什么人。父亲热情地招呼他们；母亲则在一旁转来转去，摆弄着她的纤纤玉手，让他们知道她有多脆弱多担忧。她并不喜欢让他们待在客厅里，却也别无选择。

克里斯汀只能承认男人一直在四处跟踪自己。她如释重负，他终于被人发现了，同样让她宽慰的是，她不是那个告发的人，尽管他要是本国公民的话她早就报警了。她坚持说他不是危险分子，他从来没有伤害过她。

“那种人不会伤人，”其中一个警察说，“他们只会把你杀了。你现在没事真是万幸。”

“一群疯子，”另一个接着说。

母亲主动解释，来自另一个文化的人就是这样，你永远分不清他到底是不是精神失常，因为习俗相差太大。警察表示同意，态度恭敬，却又带些揶揄，好像她是一个智商略欠的皇室成员，大家都要迁就。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第一个说话的警察问。克里斯汀早就把那封写着他地址的信撕了；她摇了摇头。

“那我们只能明天去逮捕他了，”他说，“要是他来等你的话，你觉得你能在教室外面和他聊天，把他拖住吗？”

问过她之后，他们和父亲在前厅里低声交谈。女佣把咖啡杯收走，她说，如果他们不把那个他抓起来，她就走人，她可不想再像上次那样被吓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