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

七岁的时候我们又搬家了，搬到圣玛丽河[1]边一幢狭小的木屋里，苏圣玛丽市[2]的上游。这座木屋我们只租了一个夏天，但现在它就是我们的家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别处可去。木屋光线昏暗，有一股老鼠的臭味，逼仄不堪，之前的房子里没有寄存掉的东西把里面塞得满满的。相比之下，我和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待在外面。

屋外有一片短短的河滩，河滩的尽头，五彩斑斓的木屋——绿色配白色，栗红色配知更鸟蛋壳的蓝色，棕色配黄色——像鞋盒一样整排立着，每栋木屋都有一间颜色相配的厕所，隔着一段不很卫生的距离，搭在后面。但我们被禁止下河游泳，因为这里水流湍急。据说曾有孩子被河水卷走，冲到瀑布急流、运河水闸和苏市阿尔格玛钢铁厂的炼钢炉火那里，阴天的晚上，我们有时能从卧室的窗口看到那炉火，在云层中间闪着暗红色的光。不过我们可以去踩水，在不超过膝盖的地方，我们会站在水里，几缕零星的水草缠在脚腕上，朝划过河面的湖船[3]招手，我们离船那么近，不但能看到船尾飘扬的旗帜，翔集的鸥鸟，船员呼应我们的时候，连他们的双手和脸庞的轮廓也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河水便会翻涌上来，漫过我们的大腿，直冲到腰际，打湿身上那件连着灯笼短裙的泡泡纱泳衣，我们就会高兴地尖叫。

母亲通常就在岸边，正在阅读或是与人交谈，并不太注意我们，有时听到尖叫，还误以为我们溺水了。或者，事后她会说，“你们跑到水深过膝的地方去了，”可姐姐总会解释，那只是货船扬起的水波。母亲就会望着我，看看她说的是不是实话。和姐姐不一样，我每次说谎都会被识破。

那些湖船庞大笨重，收放船锚的窗口锈迹斑斑，巨型烟囱突突地冒出团团灰烟。每当它们拉响汽笛、接近水闸的时候总会如此，木屋的窗户就会格格作响。对我们而言，它们神奇无比。有时候，船上会有东西掉下来，或是给人扔出来，我们就急不可待地望着那些漂浮物，沿着河滩奔跑追逐，等它们冲到近岸，就蹚着水去捞。通常这些宝藏只不过是空了的纸板箱，或者穿了孔的破油罐，缓缓地向外渗着深棕色的燃油，百无一用。有几次，我们拿到了运输柑橘的木箱，用来做了秘密基地里的橱柜和凳子。

我们喜欢小木屋，部分就是缘于有地方建造这些秘密基地。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我们一直都住在城市里。就在之前，我们住在渥太华[4]一幢陈旧的三层红砖公寓底楼。楼上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妻子是英格兰新教徒，丈夫是法国人，信天主教。他在空军服役，经常不在家，但放假回来的时候总要把妻子痛打一顿。每次都是晚上十一点多。她就会逃到楼下来找我的母亲，她们坐在厨房里喝茶。那个妻子抽泣着，不过声音很轻，免得把我们吵醒——母亲坚决这样要求，她主张小孩子要睡足十二个小时——露出青肿的眼睛或是脸颊，低声说着他酗酒的事情。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就会传来慎重的敲门声，那个空军飞行员，穿着全套制服，他会彬彬有礼地问母亲，能否让他把妻子带回楼上，她该去的地方。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他会说。再说了，他已经给了她十五美元去买食物，她却只给他吃油炸金凤鱼。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一个男人指望吃上一顿丰盛的烤肉，猪肉或者牛肉，难道母亲不同意吗。“我会闭紧嘴巴，睁大眼睛。”母亲这样回答。她从来没觉得他醉得有多厉害，不过这种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这些事情我本来一点也不该知道。父母要么是觉得我年纪太小或者性格太乖；但我的姐姐，她比我大四岁，他们会向她透露一点，她再添油加醋地转述给我听。我看到过那个妻子几次，在我们家门外的楼梯上上下下，有一次她的一只眼睛的确青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不过等到我们离开渥太华的时候，我已经确信他是个杀人犯了。

这件事情或许可以解释，母亲告诉父亲她认识了住在我们右手边那幢木屋里的年轻夫妇的时候父亲的提醒。“别走得太近，”他说，“我可不想她半夜三更跑到我们家里来。”他不肯接受母亲富有同情心、善于倾听的天赋，即便母亲还逗他说，“可我一直在听你说话哪，亲爱的。”聚到她身边的人被他叫作“寄生虫”。

父亲的担心似乎完全是多余的。这对夫妻和那一对截然不同。弗雷德和贝蒂坚持让我们直呼其名。我和姐姐从小被反复叮嘱要尊称别人先生太太，也只好叫他们弗雷德和贝蒂，而且我们随时可以到他们家里去。“那是句客气话，你们不要当真了，”母亲说。时事艰难，但是母亲家教很好，也会一样这么教育我们。尽管如此，一开始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往弗雷德和贝蒂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