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第7/13页）

萨洛蒙也曾提及疯癫的重要性。当她的外祖母在她用尽全力试图解救自己，最终仍自杀身亡后，她的外祖父却竭力建议萨洛蒙使用外祖母的被子，并解释说：“我喜欢自然的东西。”随后，当他们遭到围捕不得不乘火车逃亡，他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说辞，来要求萨洛蒙与自己同床。两幅画面之后，萨洛蒙思忖着，要不要把被子从窗口丢出去：“我害怕自己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她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跳楼身亡的）。然后我们看到，她坐在床上，一本超大开本的图画书勉强地摊开在她的膝头，一条腿向外伸出，手捂住自己的额头，身体因为恐惧而紧绷，整个人置身在一片红色的背景之中。僵硬的身体姿态与那好似越烧越旺的火势一般的背景使得这幅画作格外令我印象深刻。萨洛蒙为这幅画配的解说辞是：“亲爱的上帝，只求您不让我变得疯狂！”研究者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12]指出，这句话里的“不”使用另外的颜色写成，并且与同一句话的其他词不在一条直线上。她推测，也许在最初的版本里并没有这个“不”字，表明萨洛蒙或许考虑追随外祖母和母亲一道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在这句话里去掉这个“不”，就会发现，萨洛蒙的心愿其实是“亲爱的上帝，只求您让我变得疯狂”！

在这幅画旁边的一页，画的是她在观看一场于犹太教堂前进行的反犹集会（这两幅画中萨洛蒙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同样可以看作一种以绘画的方式呈现的，可怕的“悬浮式关注”的隐喻）。这并不是萨洛蒙第一次尝试把自己个人的苦恼与犹太人的群体政治悲剧捆绑在一起。伴随着他们一家从德国逃离，她外祖母的精神也随即崩溃。这是战争所造成的，同时也是自我控制之下的“强大力量”、支撑她生存的敏锐智慧分崩离析的结果：“由于激烈的战争，那始终追逐着她、贯穿她生命始终的可怕痛苦重新进入她的生命意识里。”事实上，德语中的“记挂”[13]一词并不像“回忆”，是由意识本身主动决定的。战争迫使她的外祖母不得不记起那扰乱她过去的死亡，包括她两个女儿的自杀。《人生？如戏？》最有力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同一页（正面和背面），同时呈现两种悲剧。在其中并没有偏重之分，反而呈现出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结。这种密不可分迫使我需要提醒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历史博物馆，他们的储存方式很可能对作品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而在两种同样可憎的悲剧之间，你无权做出选择。“我无法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无法再回到这样的时代，”萨洛蒙解释道（《人生？如戏？》的真实意义，其实是“生活与时代”）。她所恳求的疯狂，同样也作用于她私人的记忆中，可以与丑陋政治现实的罪恶行径等量齐观。

她以创作的方式从中脱身。然而，正如那个突出的“不”所暗示的，疯狂绝非是她全然接纳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留下了一个问题，也只有当我们将此看作是个问题时，我们才能解释她绘画能力的来源。在靠后的页面上，她这样写道：“她发现自己正在面临一个选择：是该去自杀，还是尝试一些野性的古怪。”对于“野性的古怪”，似乎很容易被误解成某种有一点野蛮，但讨人喜欢的捉摸不定。但事实上，在德语的表达里，这个词意味着疯狂。疯狂者必然以疯狂为回应（米尔纳的心智健全，可以使疯狂被加以利用）。而萨洛蒙展现的，则是绘画领域的一个悖论：为了避免变得疯狂，她必须制造一些疯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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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斯蒂娜指出，《人生？如戏？》在形式上提供了一种自有的雅致，或者说是刻意渲染的粗俗，来对纳粹意识中的“理想艺术”进行回击：它呈现的是一种人物膨胀，而其他物体不平衡的画面，通过色彩与剪裁表达自由——作为“一种渴望”，正像是她对漫画以及非种族的民间艺术的评价。菲尔斯蒂娜总结道，这部作品通过列举“纳粹所竭力抑制的种种具有吸引力的艺术风格”，使纳粹所认定的“堕落文化”得到了更清楚的展示。相应地，萨洛蒙以有意识的方式，挑战了学院派的艺术经验。尽管在最初的画作里，她提及自己曾有一个不坚定、令人羞愧的开始，但最终她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她以《马赛曲》（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为背景曲调表达了自己的成功］。在萨洛蒙的画作中，随处可见肆意的粗糙，在我看来，这种风格的来源，或许是她大量保留的初稿轮廓所致——每一幅画面上都依稀可以辨认出草稿的痕迹。而在色彩使用上，乍一看可以区分出各种人物之间的不同，但人物之间几乎都会互有重叠，直至与背景相融（这解释了为何她的作品几乎每一幅的主题与叙事都可以用三原色之一加以概括）。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离纳粹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十分遥远了，但我们仍能从当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4]与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15]的对话中一窥真相：那些“夸张的、嘈杂的、野蛮的，无论是情感色彩还是平衡状态”——都偏离了艺术原有的形式，成为一种毫不含糊的自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