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第11/13页）

萨洛蒙——作为夏洛特，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憎恨者，她最终也因此幸存。在生命的末期，她感激给她提供住处的美国人奥蒂莉·摩尔，因为后者给了她机会“在这样的时代更完整地了解人性，学会如何爱，如何恨，以及如何鄙视其他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爱与恨”，是一条红线，将人们从蓝色的世界上隔离开。爱恨并不是一件事物下的两个选项，它们彼此联合，并鄙视着那些既不爱也不恨的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心灵性的诡计多端。“地狱的嘲讽”，所谓鄙视，是情感的真正对立。而为了真正充分的情感体验，爱与恨的经验其实都需要足够丰富。在我们即将看到的、背负着“完美”诅咒的女人玛丽莲·梦露身上，我们不难发觉，爱与恨其实是一回事。而同样地，在卢森堡看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人人相爱，但良知是前提：“为了为之斗争并捍卫，我需要学会如何去恨。”对于萨洛蒙，唯一可以同时在故事内外描绘她的内心之路的途径，是去体会她所具备的内在愤怒。“我恨他们所有人！”当她外祖父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恭喜自己的朋友，他的外孙女多么出色地化解了外祖母自杀这桩丑事——“多么不可思议……她在照片里看起来依旧很健康”，“我想把他们全踢下楼去！”

除了我们曾讨论过的内容，《人生？如戏？》还表现了一种在创造性艺术中体现的内在激情。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只有在充分考察原稿的细节后才可能得以窥见。我们曾提到过，萨洛蒙会使用纸的两面来作画。菲尔斯蒂娜分析这大概是战时纸张紧缺的缘故。而到后期，一些原本应当出现在下一页的文字，也会因为空间不足而跑到作品的前一页，而后面的画面也随之省略了。看得出，萨洛蒙缺少的不仅是纸张，还有时间。但我认为她的分析还不够彻底。这种状况或许说明，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作品。对此简单但令人遗憾的解释，是这些内容涉及到了有关纳粹罪行的展示以及羞耻。在作品里，有一幅画面描绘了反犹小册子被放置在犹太教堂前的场景，而另一幅画面则描绘了萨洛蒙和其他一些妇女在盖世太保面前为他她失踪的丈夫和父亲申诉：“萨洛蒙的努力，在挤满了伤心的妇女的警察局门前落空了。”似乎只有那些有关她和她的感受的纳粹相关内容才最终保留下来（我们找不到她有关纳粹的直接表现）。

她通常会在纸的正面描绘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背面则是些令人痛苦、带有抒情性的回想。因此她的外祖母因为听到广播宣扬“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暴行”而下跪的场景出现在某一页的正面，而背面则是宝拉琳卡当红时，街上张贴着她的巨幅海报的画面（这一组画面隐喻了世人所追捧的声音，由美妙的歌声变成了丑陋的广播报道）。而另一组画面正面的场景中，达博罗恩引用了尼采关于音乐的论述，劝说宝拉琳卡放弃祖国来获得自由；背面则是萨洛蒙在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无数的人排起长队，使得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坐落在地板上的泥潭（她暗示自由不再是可能的）。稍后的画面中，她站在外祖父的床脚，外祖母躺在一边，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不醒，或者是死去了。她的外祖父向她解释，说外祖母已经尝试自杀五次了。这本是发生在达博罗恩劝说宝拉琳卡之前的事情。尽管读者接收的是一组打乱顺序的回忆，但从灵感到法西斯主义再到自杀，这中间的联系是十分残忍的。在作品里，萨洛蒙反复强调的事情很简单：在苦难中，要么让生命远离死亡，要么相反。

最重要的，你将会在这些画面中，看到一些不断延伸的阴暗。但我们无从知晓，当萨洛蒙面对作品“正面”的事件时，她会有怎样的感受。胶带条遍布画面之中，尤其是在人物的眼睛和嘴巴上，人物几乎面目全非，虽然并非完全，但也有些认不出来了。她为何要这样做呢？菲尔斯蒂娜对此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形象暗示了人们在当时无法说话，也无法观看。那么是什么摧毁了人们歌唱的声音与绘画的眼睛呢？如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在这些画面之下，作为一种不可分隔的对应，萨洛蒙猛烈抨击了那些千人一面的角色，而她自己对此则是问心无愧的。

作品里有关性竞争的内容，或是恋母情结的直接表现，显然是无法论证的。贴有胶带的画面，多是关于达博罗恩和宝拉琳卡。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让萨洛蒙无法忍受的。宝拉自己则要大度许多，在菲尔斯蒂娜于她晚年做的一次访谈中，她称萨洛蒙与沃夫森的情事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萨洛蒙作品的冲击力，根源在于可被还原的真实。在我看来，伴随着争取自由和体验生命本身的固有进程，萨洛蒙找到了描述毁灭——作为一种杀死能量的方式——的完美方法，它同时也是艺术的先决条件。惊人的相似也出现在米尔纳身上。通过自己的狂喜与绝望，她画出了一幅画像，上面有一颗光秃秃的脑袋，嘴巴被胶带封住（萨洛蒙也曾剃过光头）。她解说道，“这颗脑袋耳朵不听，眼睛不看，嘴巴被封住，他又聋又瞎又哑，恰恰表现了许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