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还敢再爱吗?(第13/14页)
那个晚上,亨德瑞克第一次提出送我回家,我们两个人都很乐于走路,反正那晚没有跳舞,就把走路当运动了。深夜我们才到达我的楼前,我感觉到亨德瑞克的踌躇,我也踌躇了,比之对戈尔德的轻松,此时此刻对待亨德瑞克,我就轻松不起来,随便不起来了。亨德瑞克借着灯光抬头看楼门上的雕花,仍然是微微地笑着,我咬咬嘴唇,也抬头微笑着对亨德瑞克说,谢谢他送我,很晚了,明天还要工作,改天请他进家喝咖啡。亨德瑞克依然微笑着,好像又和我达成默契了,他也不打算进楼。我控制着自己的语气,淡淡地邀请亨德瑞克去看我组织的中德青少年抗击“非典”演出,是免费的。我其实很希望他去,还希望他带朋友去,但是可能因为是我做的演出,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无法把内心非常希望亨德瑞克去的渴望表达出来。
2003年7月20日晚,柏林世界文化宫。
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的表演是一流的,他们的声音很干净,音准很好。
中国的西藏舞蹈一出场,服装就抢了大家的眼球。柏林“快如光”超级现代舞团虽然只派来了两名演员,但是他们用肢体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个人的内心冲突、挣扎和痛苦。
丽莎和丹尼尔的国标舞让大部分的中国观众神魂颠倒。
爵士乐队的节目只能排在最后,因为他们太狂了,全场欢呼起来。
演出到最后,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再次登上舞台,和爵士乐队合作一首爵士版的中国歌曲《茉莉花》,他们的青春连在了一起,演出达到了最高潮。
时任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马灿荣先生发表了充满战胜“非典”力量的讲话。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赶到了柏林,第二天,国际四套播出了演出的新闻。观众席上坐着专程从波恩附近赶来的全德青少年艺术组织联盟负责人维特先生,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教育参赞刘京辉博士、侨界首领和德国各界友人也坐在贵宾席上。
演出结束后,后台的场面更加令人难忘,中德两国的年轻人各站一边,有些紧张、有些羞涩,有些期盼,他们手中的袋子里都装着礼物。德国领队老师动情地说:“亲爱的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的学生们,我们在来柏林参加中德青少年文化节之前认真了解了一下中国,我们知道,中国菜最好吃(中国学生笑),中国的文化历史很长(中国学生笑),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还有你们唱得这么美的歌声(中国学生的笑声更大了),我们想去中国,想去访问你们的学校(中国学生欢呼)。”
交换礼物后,友谊就从这里开始了。
仅仅过了10个月,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爵士乐队在校长的率领下就起程访问中国了,他们成了我领导的协会率领去中国的第一个德国学生艺术团队。他们和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艺术乐团共同演出。随后,同济大学两个附中同时和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签署了友好学校协议,他们的互相访问持续至今。
在演出大厅我没有看到亨德瑞克。
我失望了,生气了。
果真如此,亨德瑞克并不关心我的工作、我的精神,他可能也不真正关心我是中国人,他只是和我跳跳舞卿卿我我而已。我如此伤心地想着,下定决心不再去社交舞厅,不再见亨德瑞克。
我想回中国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里,耳边萦绕的音乐是我和亨德瑞克最爱跳的曲子,我突然和朋友们告别,冲到了社交舞厅。
亨德瑞克,坐在舞厅最低处靠近乐池旁的一张小圆桌旁,旁边还坐着一位女士,我故意经过小圆桌前,然后走到舞厅最高处我和亨德瑞克的老座位上,坐下来,定了定神。
过了好长时间,我不见亨德瑞克和那位女士走下舞池跳舞,也不见他到我的身边来打个招呼,于是我径直走到他的圆桌旁,向那位女士友好地点点头,指着亨德瑞克:“我想请他跳一曲。”女士笑笑,表示同意。
亨德瑞克微笑着,看不出尴尬、不快或者别的表情,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且清楚:“梅,今晚我不能和你跳舞!”
“为什么?社交舞厅的规矩,男士不能拒绝女士,我就是要和你跳一曲。”
“但不是今晚。”
“我想要,就一曲。”我边说边又转向那位女士,“请您不要介意,我就是想和他跳一曲。”
女士略微欠欠身体:“我不介意,但这是他的决定。”
我又转向亨德瑞克,心想我也很坦然,这位女士也不介意,你还能说什么。但是亨德瑞克的话还是差不多:“梅,不是今晚,也许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