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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蕾死后，我悲伤了好长时间，因为无法忍受失去她的痛苦和孤独，我就又找了一个女孩，天天对她讲我和张蕾之间的那点事，罗罗嗦嗦讲了半年，那个女孩终于失去耐心，离我而去。

后来——所谓我充满通俗浪漫情感的时代便正式告一段落。

在那个段落里，我看了不少法国浪漫派的作品，夏布多里昂，雨果，缪塞，华兹华斯，拜伦等等，甚至但丁。罗塞蒂也看了。

后来——当然要过很久，也就是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我已把那些浪漫故事忘得一干二净，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我靠写剧本挣下一笔又一笔钱，和一个又一个的姑娘上床，白天蒙头大睡，晚上出去参加由固定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圈子的聚会，常常喝酒到天亮。如果见《爱情故事》这样的书会看也不看的径直扔进垃圾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后来——应该是关于张蕾的记忆。

关于张蕾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上床。

我们常常边听音乐边做爱，张蕾对做爱的要求完全遵循音乐的要求，如果是流行歌，那么一混就完，如果是爵士，就得飘忽不定，如果是古典音乐，那可就复杂了——交响乐要气势如虹，小提琴就必须婉转缠绵，钢琴要诗情画意，四重奏得表现出四个男人的形象，每当她从一长溜儿的ＣＤ中随便抽出一盘，我的心便“噔”地提到嗓子眼儿，像小品之类的东西对付起来没问题，但交响乐确实叫我捏一把汗，不提模拟一个乐队一百多人轮番跟她做爱的难度，单是那一小时左右的演奏时间也叫我无法应付——所以，一天她兴冲冲告诉我把一套瓦格纳的四部舞台节目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买来，并如数家珍般解释给我听，那是一套迪卡公司出的十六张套装唱片，索尔蒂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头两张是两小时的“莱茵的黄金”，我虽面如死灰，但还勉强支撑，但听她说到“飞行女武神”并把四张唱片往我面前一丢时，我不仅倍感力不从心，而且立刻魂飞魄散，瓦格纳的内力强劲，尽人皆知，你就是同时播出一百张重金属唱片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何况，作品中所弥漫的思想实在是单凭性交无从接近的，于是我白眼一翻，差点用瓦格纳似的唱段喊出——今天晚上乐队休息，停止演出！

张蕾死后，我搬回家，守在自己那个被色情遗忘的角落里，半年中没跟一个姑娘上过床。那些ＣＤ由于带着太多的性交记忆，被我扔到阳台上的一个大皮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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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后来——后来——没有后来，一个后来也没有，全都是胡说八道！

没有后来，所有的后来全是胡说八道！

我喜欢用胡说八道来骗自己，骗自己说，现在的生活是虚幻的，我记忆里有另一种生活，

另一种我想要的生活，我浪漫时就想要浪漫的生活，我浪荡时也会有浪荡的生活，我想怎样便能怎样。我读了一段文字，就会想象，在想象中把那段文字变成另一个关于我的现实，我的故事，我通过想象来写下一段段与我毫无关系的事件，我写的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像《爱情故事》，就像琼瑶小说，就像《茶花女》，就像《蝴蝶梦》，就像一切酸不可言、引人入胜而又催人泪下的谎言一样，就像我的工作一样，就像我写的剧本一样。

我问自己，那是什么？那些都是什么？那些摆在图书馆里、摆在书店里、摆在书架上、摆在中学生枕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那些东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谁会告诉我们真相呢？

真相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全都不着边际，全都与现实背道而驰。

真相是，我们不喜欢现实，现实如果被写成文字，装订成册，包上封面，打上标价，将会一钱不值。

现实一钱不值，现实无可救药，现实是无话可说却又非说不可，现实是贝克特，是荒谬，是笑料，是省略号，是空白。

没有人喜欢空白，空白是那种必须被涂抹、被填充、被掩盖的东西。

在面对现实的态度上，我想，只有对真相永远的追问才是真诚的。

而我的十七岁的真相在哪里呢？我从这里，从我三十岁所坐的这张椅子上，从我的电脑边，透过我吐出的香烟烟雾，我拿起十七岁所贩卖的望远镜，举到眼前，一直向十七岁的我望去，我看到我的身影徘徊在音乐厅的大门前，我看到自己读的关于哈佛生和钢琴家的故事，我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幻想，我把那个幻想用望远镜拉近，再拉近，我看到我年轻时的愿望，到现在还不曾消失的愿望，那个愿望与我一起守在电脑边，在漫漫长夜中与我窃窃私语，诉说着关于人世间的无聊、寂寞与无助，时而编织出神话，时而坠入沮丧、冷漠与绝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