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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音乐厅进入淡季，一星期只有两场演出，但姑娘中来了不少新面孔，一个下雪天，我通过望远镜，在夜色里看到我老婆出现了，她东张西望地往前走，长得叫我为之怦然心动，明显的表现是，我在迎上前时摔了一跤，刚巧摔到她脚下，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我爬起来，紧跟过去，她直奔售票处，在那里询问了半天，脑袋差点扎进那个售票的小窟窿，最后失望地转回身来，正和我撞个满怀，我抓紧时间，几近疯狂地问道：“要票吗？”

她点点头。

我摊开手：“我也没有。”

她连“神经病”都没说就从我身边走开了，把我身上背的书包撞得响了起来，当时里面足有十五个望远镜。

我看见她一晃三摇地穿过人群，向音乐厅的小门走去，急忙追上去，在她前面挡住去路，挡的非常不是地方，正是门口，进来的人把我撞得站立不稳。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问她。

她疑惑地点点头：“怎么啦？”

“我可以想办法弄到票。”我说。

“我钱不够。”

“你有多少？”

“四块一。”

当晚的最低票价是五元，是个外国交响乐团的演出。

我说：“你等等，我也许有办法。”

“为什么？”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再次问她。

“是。”她干脆地答道，“我拉低音提琴。”

我花了四十元买到两张票贩子卖的票，我们俩一齐进场，坐在第六排靠中间的座位上，开演后我递给她一个二点五倍的望远镜，自己又拿出一个四点五倍的，一同往台上看，她按住我的望远镜，问：“你是干什么的？”

顺着她的目光，我发现她正注视着我打开的包里的一堆望远镜，我刷地拉上拉链，把包往脚下一放：“你别管了。”

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音乐厅睡去，演奏过程中，我不断换望远镜，我使完一个，她就管我要过去，这样，在中场休息时，我们俩人手里共有四个不同倍数的望远镜，都挂在脖子上，一人挂两个。

我们一起走到画廊，一幅幅看那里挂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的是贝多芬的一个情人叫爱丽丝的，背景一片模糊，爱丽丝体态肥胖，穿着一件好像豆包布的灯笼袖上衣，一手托腮，眼睛看着远方，脸上是健康的腓红色，下面一行小字：“贝多芬曾为她创作《月光》。”

我一指：“她这样的，在我国自由市场就能搞到。”

旁边一个女孩听了笑出声来，我未来的老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向下一幅画走去，没走几步就笑了起来，这一笑，越发不可收拾，直至笑弯了腰，我走到她旁边，也弯下腰，问她：“你没事吧？”

回去的路上，我送了她一段，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从六部口走到西便门，又从西便门经菜市口走到虎坊路，再从虎坊路走到天坛公园西门，最后，我们在天坛医院家属楼前停住，她指了指三楼的一扇窗户，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家。”

抬头看去，她们家漆黑一团。

我点头，她钻进楼洞，随着达达达的脚步声消失在黑暗中。

她叫张蕾。

后来，当然有后来。

再次见面还是音乐厅门口，她告诉我，上次回家太晚了，她父亲给了她一下，她拍拍自己的肩膀：“现在已经不疼了。”

照例，我们一起听了一场音乐会，中间我没睡着的原因是一直在琢磨找个合适的时机好抓住她的手，但直到音乐会结束也没找到。然后是聊天，然后是走，这一次的路线有了改变，我们从和平门一直走到前门，又从前门走到到天桥，从天桥走到天坛，从天坛走到永定门桥，又从永定门桥前面不远沿着河坡走下到水边，深一脚浅一脚地一直走到右安门桥，又从右安门桥折回，再次走到永定门，最后走回先农坛，回到天坛医院家属楼下，她再次钻进门洞，再次对我说：“我爸没准儿又要打我。”

很快，随着一阵脚步声，她走到三楼，不久，上次她给我指的那扇窗户里的灯亮了起来，窗帘被拉上，传出男人的怒吼声，不用问，是她那个讨厌的爸爸。

不久灯灭了，一切归于沉寂，我返身回家，我要说的是，那两天晚上，我也挨了我爸一顿臭骂，因为回家太晚了。

我们走的时候也聊天，说话的人主要是我，张蕾在我旁边走，我就不停地说话，我不知道她听没听，反正我说我的就是了。我说话的内容是海阔天空，但也是胡说八道一气，有时我看见她在悄悄笑，就知道她在听，更多的时候，她走她的，似乎跟我是素不相识的路人，我于是更加卖力地说下去，每当那个时候，我一般都很紧张，结果说出的话也是语无伦次，一般说上十几分钟之后，她会露齿一笑，这样我便放松下来，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