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第6/9页）

她看到了我，但是没有露出笑容，也没有请我进去。“我该怎么做才好？”她说。

我环视整个厨房。每样东西都各归各位：咖啡壶在灶台上熠熠闪光，玻璃小鸟正缓缓低下头去，没有摔碎的盘子，也没有打翻在地上的水。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舒服吗？”我问。

“我什么也做不了。”贝蒂说。

她看上去十分反常，看得我有些害怕。我跑出厨房，穿过小山丘似的草堆，跑到母亲那里，她总是有对策的。

“贝蒂有点不对劲。”我说。

母亲当时正在碗里搅拌着什么东西。她搓着双手，把粘在手上的面团弄干净，又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她看上去并没有诧异，也没有问我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你待在这里，”她说。她拿起自己的那包香烟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们只得提前上床，因为母亲有话要对父亲说。我们当然支起耳朵听着；透过十测板做的墙，很容易就能听清楚。

“我就料到会这样，”母亲说，“早就看出来了。”

“是个什么人啊？”父亲问。

“她也不知道，”母亲说，“一个城里的女孩。”

“贝蒂是个笨蛋，”父亲说，“一直都是。”后来，夫妻分手的事情更加普遍，他常常说起这句话，但不管是谁抛弃了对方，被他叫成笨蛋的总是那个妻子。他对母亲最大的赞美，就是她一点都不笨。

“兴许是吧，”母亲说，“但是不可能指望遇到比贝蒂更好的女孩了。他是她的全部。”

姐姐和我窃窃私语。姐姐的看法是，弗雷德抛弃了贝蒂，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了。这让我难以置信：我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非常沮丧，辗转难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父亲在外面过夜——他经常彻夜不归，我都会坐立不安。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了怎么办？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就没有再见过贝蒂。我们知道她就在木屋里，因为每天母亲都会拿一点她那硬邦邦结了块的烘焙成品过去，好像是去吊唁一样[23]。但我们被严格吩咐不准靠近，也不许到窗口张望，母亲一定知道我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她受了打击，崩溃了，”母亲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贝蒂四分五裂躺在地上的景象，俨然修车厂里被拆散的汽车。

就算是全家乘上父亲那辆二手斯图贝克[24]的那天，我们也还是没有见到贝蒂，车后座的行李满满当当一直塞到窗户顶上，只留了一个狭小的长方形空间，好让我蹲在里面，然后，我们驶上公路的干道，开始南下六百英里去往多伦多的旅程。父亲又换工作了；现在他经营建筑材料，他肯定，既然全国经济都在蓬勃发展，这次他总算是换对了。整个九月，外加十月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度过，而父亲正在找房子。我过了八岁生日，姐姐也满了十二岁。接着又是一次转学，我几乎要把贝蒂忘记了。

可是，在我自己也长到十二岁之后的一个月，有天晚上贝蒂突然要来家里吃晚饭。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许多，有时遇上特别重要的家宴，我和姐姐还要提前把饭吃完。姐姐倒不在乎，因为那时她已经交了男朋友。我还在上公立学校，只能穿丝光棉线织的长袜，背后有条接缝的尼龙袜只有姐姐才可以穿。而且我还戴着牙套。姐姐像我一样大的时候也戴过，可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让它们显得既潇洒又大胆，以至于我一直向往一口像她一样银光闪闪的牙齿。但她已经不戴牙套了，我自己那张箍着的嘴巴看上去却非常拙劣，说话也含糊不清。

“你记得贝蒂吧，”母亲说。

“是伊丽莎白，”贝蒂说[25]。

“哦，对对，当然，”母亲回答。

贝蒂变化很大。从前她略显丰腴；现在更是珠圆玉润。她的脸颊浑圆饱满，就像两只番茄一样，我本来以为她用了太多腮红，后来才发现染出那两片红晕的是肌肤下面密密麻麻的纤细血管。她穿着一条黑色百褶长裙，白色的短袖安哥拉羊毛衫上镶着一串黑色的珠片，脚上是一双黑色天鹅绒面的鱼嘴高跟鞋。她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铃兰花香。她找了一份工作，母亲后来告诉父亲，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她是一名行政秘书，现在称呼自己小姐而不是夫人。

“她过得很好，”母亲说，“如果想想发生的那些变故的话。她又振作起来了。”

“你今后可千万别一直请她来家里吃饭，”父亲说，他还是觉得贝蒂有点讨厌，尽管她已经有了全新的造型。她比从前更加爱笑，还经常跷起二郎腿。

“我觉得她只有我这一个真正的朋友，”母亲说。她并没有说贝蒂是她唯一的真心朋友，虽然每次父亲说起“你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母亲有许多朋友，她那种善于倾听的天赋现在是父亲事业发展上的一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