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第5/9页）

南笑笑，向后拢了拢头发，肩膀在衬衣里微微一晃。然后，她慢慢地把飞机卡片从短裤口袋里摸了出来，开始飞快地翻着。

“你有吗？”另一个男孩对我姐姐说。只有这一次她觉得自己非常丢脸。后来，她说服母亲换了香烟的牌子，收集起她自己的一套卡片。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看到她在镜子前面练习那个魅惑的摸卡片动作，那些卡片滑出她的口袋，犹如魔术师养的蛇。

去商店的时候，我总得买一条用蜡纸裹好的面包回去给母亲，有时候则是一包“吉菲”牌酥皮[21]，如果店里有的话。我姐姐从来不用做这些事：她已经发觉，做一个不可靠的人能占到便宜。既是作为酬劳，也是——我敢肯定——给愁眉苦脸的我一点补偿，每去一次，母亲就会给我一个分币，存满五个分币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支棒冰。母亲一直不肯买棒冰给我们，虽然冰淇淋甜筒她倒是准许的。她说棒冰里面有一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坐在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把棒冰舔到只剩一根木棒的时候，我一直在找这种东西。我把它想成有点类似一个核的存在，就像玉米粒里面那个白色的、形状像指甲的部分，可我什么也没找到。

姐姐和南与我并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那天商店里没有男孩子，所以她们全无其他事情可做。天气异乎寻常的炎热，一丝风也没有；河面上泛着一道波光，渡船从中穿行而过的时候，也随之摇曳闪烁。我的棒冰几乎还没吃就已经开始融化。我分了一半给姐姐，她接了过去，我期待中的谢意却没能兑现。她正在和南分着吃。

弗雷德转过店铺的拐角，朝着正门走来。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商店里见过他几次了。

“嘿，美人，”他对姐姐说。我们把屁股在台阶上移了移，好让他走进店里。

过了很长时间他出来了，拿着一条面包。他问我们要不要搭他的车回去：他说自己刚从城里回来，我们欣然接受。这整件事情都稀松平常，除了在我们开车走远的时候，店主的女儿——瘦削的、涂紫色唇膏的那个——从店门口跨了出来，站在台阶上。她把手臂交叠在胸前，摆出那些在门口无所事事的女人才有的耸肩姿势。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以为她是跑出来看正在驶过的那艘加拿大轮船公司的渡船，但后来我发现她是在盯着弗雷德。她看上去仿佛想杀了他似的。

弗雷德似乎没有察觉。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都在唱歌。“凯蒂，噢美丽的凯蒂，”他唱着，对着姐姐眨眼睛，他有时会用凯蒂来称呼姐姐，因为她的名字叫凯瑟琳[22]。他没有关车窗，遍布车辙的石子路上，沙尘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扑来，染白了我们的双眉，弗雷德的头发也变成了灰色。车每颠簸一下，姐姐和南就会兴奋地尖叫，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那种被人排挤的感觉了，也跟着尖叫起来。

印象中我们似乎已经在木屋里住了很长时间，尽管那只是一个夏天。到了八月，我几乎快要记不起渥太华的那幢公寓，还有那个常常殴打妻子的男人了。那些都发生在一段遥远的生活里；也是一段更加快乐的生活，尽管眼前有阳光、河水和空地。从前，频繁搬家和转学带来的不安全感逼得姐姐不得不珍惜我：我比她小了四岁，但我很忠实，总是在她身边。而现在，这四年的岁月成了一道深谷横亘在我们之间，一处荒芜之地，仿佛一片河滩，我能看见她在我的前面，渐行渐远。我一直渴望能变得像她一样，可我已经再也认不出她的模样了。

八月的第三个星期，树上的叶子开始变红，并非全在一夜之间，而是零星地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像是一种预兆。那意味着不久就要开学了，我们又要搬家了。这一次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南问我们在哪里上学的时候，我们答得含糊其辞。

“我已经去过八个不同的学校了。”姐姐自豪地说。

因为我比姐姐小了很多，我只去过两家学校。南从小到现在一直都上同一间学校，她把衬衫的领口褪过肩膀，一直向下放到手肘的地方，给我们看她的乳房正在发育。乳头周围的一圈变得很软，而且还鼓了起来；除此之外，她的胸口和我姐姐一样平坦。

“那又怎么样。”姐姐说着，卷起了她的毛衣。这是一场我无法参与的比赛。它关乎改变，而改变正日益让我觉得惊慌恐惧。我沿着河滩往回走去贝蒂的家，在那里，新近完成的那件邋里邋遢的钩针编织正等待着我，在那里，一切都一如往昔。

我敲了敲纱门，然后把门打开。我本想按惯例问上一句，“我能进来吗？”，却没有说出口。贝蒂正一个人坐在早餐角的铁质餐桌旁边。她穿着短裤和一件条纹水手服，海军蓝色与白色相间，镶着一枚船锚形状的胸针，围裙上面，黄色的雏鸡正破壳而出。唯独这一次，她手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面前也没有放着咖啡。她脸色苍白，表情困惑，好像刚刚有人无缘无故打了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