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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亲热地挽起我，“姐，到我房间去。”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顿晚餐。

程雪茹坐我对面，自始至终都没抬眼看我，不停地给她女儿芳菲夹菜。芳菲说不要了，她还夹。她没有看我，但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目光中。

我紧张得几乎不敢动筷子，连李老师夹到我碗里的菜我都不敢动，我埋着头，强忍着饥饿，扒了几口饭就赶紧放下筷子。这是我在这个家的第一顿饭。也就是从这顿饭开始，我每天都不敢吃饱，一直是半饥饿的状态，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多添一碗饭，程雪茹的筷子就会敲得叮咚响，要么就是猛烈咳嗽，或者顿下饭碗说不吃了，这么吃下去大家都饿死云云。见识了几次后，我再也没敢多添饭，渐渐地，我也就习惯了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这导致我发育迟缓，个头总也长不高，人也瘦得不像样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芳菲总是摸着我根根分明的肋骨说：“姐，你怎么这么瘦啊……”

我和芳菲睡一个房间。

李老师的家住在一个弄堂里的筒子楼里，好像我总是摆脱不了弄堂，从出生到母亲去世，再到现在寄人篱下，我依然住在弄堂。也许和母亲一样，以后我死也死在弄堂吧。李老师家的面积非常狭窄，除去设在阳台的厨房，总共才三个房间，不，确切地说是两个半房间。最外面不足十平方米的是客厅兼餐厅，里面一间是李老师和程雪茹的卧室，而我和芳菲的房间是和隔壁邻居分半隔开的，也就是说，只有一般房间的一半大。房间内放下一张床和书桌，就什么都放不下了，每次去书桌做作业都得贴着墙壁过去，要不就是跳上床，从床上踩过去。

而且，没有窗户。整个房间黑漆漆的，白天都得开灯。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和芳菲挤一个被窝，后来我们大了点，睡不下了，李老师就找木匠打了张上下铺的小床，我睡上铺，芳菲睡下铺。就为这张床，程雪茹和李老师差点打一架。一直是这样，家里任何开支只要跟我有关，程雪茹的脸色就很不好看，轻则指桑骂槐，重则敲锅铲。她好像特别喜欢把锅铲当道具，在逼仄的阳台表演她的独角戏。李老师大多数时候都不跟她计较。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使是在家里，他也很少说话。大概是他上课讲话太多，嗓子很疲倦，回到家没有力气说话了。事实上，李老师也的确是难得的好脾气，很少见他批评学生，就是学生做错了事，他也只轻轻地说几句，但每句都会说到点子上。他不用像其它班主任那样大声呵斥，或者挥舞教鞭，一样把学生们治得服服帖帖。

学生们都很尊敬李老师。包括我。

为了多赚点钱养家，李老师每周都要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课，因为他是多年评定的模范教师，很多培训班请他上课。以前因怕影响正常教学，他多数是拒绝的，但自从收养了我，家里的经济负担重了，李老师不得不在各个补习班间疲于奔命。结果用嗓过度，在一次严重的咽喉炎症后，他说话变得嘶哑浑浊，听他讲课不再是件愉悦的事情，反而觉得很吃力。于是请他上课的补习班越来越少，李老师没有办法，只好尝试给一些教学机构写辅导资料，以赚取微薄的稿费养家。

每晚，我半夜醒来，总见门缝外透出灯光。

那是李老师在伏案写作。

我蜷缩在被子里，看着那线昏黄的灯光，心里总是很痛。我从不在人前落泪，但在那样的夜晚，我常常抑制不住流泪。没有窗户，也能听见屋外的风声，那么遥远。仿佛母亲的呼唤，一直徘徊在我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