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变形记（第5/8页）

我要了油条，面饼之类的传统边境小吃，拿了几瓶啤酒放进冰桶，和郭立民面对面坐着。郭立民咬了一口油条，马上就吐了出来。我几口把手上的油条吃完，又灌了半瓶啤酒，打了个饱嗝说：“这边的油条和国内不一样。”

郭立民听了我的话，噢了一声，忽然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才拿起刚才扔在桌上的油条，几口啃完，灌了一瓶啤酒。他的眼圈开始泛红，很快泪水就掉了下来，喉咙里的声音都在抖。他把头埋在手臂里，身体不停地颤。

我拿着酒的手停在半空，问他：“你要是吃不惯就别吃，犯不着哭得这么凶吧？”

郭立民又哭了一阵，才把头抬起来对我笑：“我想阿爹了。”

郭立民的父亲叫郭强，原先开了一家小炒店，生意一般。因为家里老人突发重病，加上有妻子儿子要养，他特别想找赚钱的路子。

80年代的金三角，流传一句俗语：谁家有十万株罂粟，他就躺在金山上。

90年代，坤沙的倒台和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全力合作，海洛因产量锐减，罂粟价格翻倍，俗语变成：谁家有一万株罂粟，他就躺在金山上。

新世纪以后，因罂粟的种植周期长、地域环境苛刻、价格高昂、产量不足等，海洛因逐渐被人工合成的冰毒代替。那句俗语里，又减少一个零。

如果将海洛因形容成大自然的果实，冰毒就是工厂流水线的商品，而加工的商品是要原料的。

2004年，郭强听来馆子吃饭的食客说，边境地区卖某种感冒药很赚钱，就留了心眼，去实地考察了一趟。“阿爹回来的时候，不停着说钱太好赚，太好赚了。”郭立民总算停止抽泣，用T恤擤了下鼻涕。

这些被收购的感冒药，最终会被用来提炼毒品原料。直到2005年，该感冒药被列为处方药，购买途径受限，情况才有所转缓。

郭强在云南碰到的药贩子承诺，货有多少就收多少。他没犹豫，把银行全部的存款取出来，加上小吃店打的抵押贷款，找亲戚朋友借钱，然后去贵州各地的乡下诊所和无证药店跑了一个多月，囤了十来万元的药，之后租了一辆货车，孤身一人前往云南。而后，杳无音讯。

郭立民又拿了一根油条，他说父亲走的那天，给家里做的就是油条。说这话的时候，郭立民眼睛一直在看我，可能他是想要我说几句慰的话。我不想开口，就咬开两瓶啤酒，递给郭立民一瓶。

当时美赛河上，恰好有当地的富贵人家结婚。一艘艘小木船顺流而下，船上挂满五色的彩灯，船头立着铜铸小佛像。头戴圆形草帽，身穿艳丽服装的女人跪坐在船舱，嘴里念念有词，手上将满满一船的瓜果，丢向岸边，引得游客和当地人哄抢、玩闹，众人脸上都是笑容，更有情侣在互相追逐，场面很热闹。

我们坐的位置离河面有点远，连颗提子都抢不到，郭立民一个劲埋怨我。我被他说得有点烦躁，想结账换个近一点的位置。

还没等我有动作，郭立民把手伸进冰桶，掏出鸡蛋大的冰块，朝人群扔去。借着灯光我看到，他胳膊上青筋都凸出来了。

冰块砸到了人，有个家伙捂着脑袋跳脚，以为是旁边的人打他，挥拳乱打一通，惹起了不小的争端，场面更热闹了。

郭立民见到这景象，笑着举起酒，要和我吹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意思？”郭立民手停在半空，瓶口对着自己。

我指了指下面陷入混乱的人群。郭立民嘴巴做出“噢”的动作，并没出声。他把酒放在桌子上，对我说：“他们笑得太开心了。”

隔了很久很久，他才继续说：“阿妈病了。”

这之后大概过了十天，一个下着暴雨的深夜。我正舒服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声音很轻。我把黑星手枪拿在手里，走过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郭立民，浑身上下都是雨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把他拉进来，郭立民坐下后没说话，只是重复抽纸擦脸的动作，脸上的水都干了，他还是没有停止。我觉得太浪费，把纸巾盒拿走，郭立民这才抬头看我。

我问他怎么过来的，郭立民说自己骑车过来。犹豫了一会儿，我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郭立民没有回我，只是双手捂着脸，呼呼喘气。

又等了半小时，电视上的节目都放完了，他还是保持同一个姿势。我有点烦躁，骂了一声：“给我装死人啊？”

没想到这话刚出来，郭立民换了个人似的，冲我大吼：“操你妈！”

我有点懵，但也知道这是在发脾气。我没说话，只是抓起遥控器，用力扔了过去，正好砸在郭立民头上。他额头没出血，就是有点红。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