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第2/4页）

小工们一走，我看着这些食物满心欢喜——橙黄色的胡萝卜、新鲜碧绿的荷兰豆、大虾、莲藕、洋葱。我跟酱菜厂门口那些把传单扔到地上，奔涌着去领大米的难民并无区别。但我不在乎。我拿起一根豆荚，用大拇指触摸里面包裹的小豆子。“还记得以前乘渡船去厦门吗？”我问，“我们带着好多鸡蛋、米糕和饼干，在妈祖庙供奉。”

素莉拍着湿漉漉的手说，“我记得有木偶戏和烟花。”

阿桂冲素莉晃着一根香葱，“要是可以的话，这只小呆鹅会在那儿看一整夜烟花。”

“我喜欢看啊。”素莉捧着正在清洗的芒果，像个正要上供的信徒，“像花儿一样的烟火，太美了。”她闭上眼睛，嗅嗅芒果，“像硕大的牡丹和菊花，嘭。”又把芒果放回篮子，皱起眉头，“现在全毁了。我再也不看烟花了，它们听起来和炸弹一样。”

“当然要看。”我说，“等这一切结束……”

“不，不会结束的。”她坚持。

“素莉……”我该怎么说服她？总有一天，这场战争会成为回忆，我们会回到从前的日子，我们会忘记鞭炮像枪声，炸弹如烟花。会吗？

之后，食物准备妥当，我们在妈祖像前搭起一排桌子，铺上白色台布，摆好食物和调料。母亲和婆婆出来祷告。我带阿梅和阿州上楼，到我床上打个盹，毕竟，这是天后的盛宴，在大快朵颐之前，该留出足够的时间以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孩子们不愿意安静下来，我只好把脚搭在他们身上，阻止他们乱动，然后才合眼睡去。

一觉醒来，阿州不见了，我的一只脚原本搭在他身上，现在脚下只有小枕头。我从阿梅身上抬起另一只脚，跳下床。

我们很快找到了阿州。天后供桌上凌乱不堪，一只油腻腻的小手从桌布下面露出来，手里紧抓着一根鸡骨头。阿桂掀起桌布，阿州正躺在下面酣睡，小肚子鼓得像个皮球。周围全是没吃完的米糕、骨头和虾尾，油渍和调料糊了他一脸。

阿梅气鼓鼓地喊：“坏孩子！”又看看乐不可支的我们，自己咯咯地笑了，甜甜地加上一句，“他真是个淘气的弟弟。”

“好吧。”母亲说，“想必妈祖已经用过了。”

“毫无疑问。”我附和道，心想若是换作其他任何一个人这样亵渎了供桌，母亲可不会如此轻饶。

“他没碰米饭。”素莉边清理桌子边说。

婆婆点点头，“老虎怎么可能吃米饭和豆腐。”

“说得没错。”母亲说道，“以后就让他吃肉吧。”

***

那是阿州最后一次糟蹋飨宴的机会。冬天慢慢过去，食物越来越稀缺。阿桂每次带回一个橘子、一粒鸭蛋、一小块肉，都能令大家难得地欢呼雀跃。但无论如何，我肚里的胎儿在快速成长。如果能足月临盆的话，他将在龙年出生，和我一样——在我24岁生日的两个月后，比我小两轮。尽管龙主日出，我还是希望在这个龙年，大吉大利的是中国，而不是飘着太阳旗的日本。

聿明从游击战训练营寄来的信很乐观。他讲述了我国空军配备的新式苏联战机，比日寇大部分飞机的性能更优越。甚至这个季节都让他高兴。冬天是我们的朋友，他写道，重庆雾气浓重，不到春分时节，敌人无法实施空袭。受训前他已经获得晋升，受训后又再次得到提拔。

他现在是国军上尉了，我想，应该有权决定行军的地点和时机，他一定有办法派人来带我去见他。与此同时，我练习书法，陪伴孩子们。晴朗的日子里，我给他们穿上棉袄，和婆婆一起带他们去皓月园或毓园。我每天做饭、读书。有时岛上会放电影——一般是外国电影，因为大部分中国电影公司都关闭了。婆婆和我看过《陈查理在檀香山》，很有趣，但没法和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新女性》相提并论。

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又开了几次会，但大家的热情褪去了很多。范昊甫、闪电和蟋蟀这三个核心成员似乎都已经对此失去了兴致。

我没有告诉魏先生我参与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事。那年冬天，每回拜访他时，我们就谈论前方传来的捷报——我军夺回日军占据的开封要塞，战士们毁坏桥梁，切断通信线路。这些小胜利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一天，当阜阳战役获胜的消息传来时，魏先生特别高兴。“我们要将日寇彻底打垮。”他大呼。他身后灰茫茫的大海里依然泊着战舰，但我们不再去数有多少只。“日寇也许会赢得几场战役，但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点头称是。最终获胜的结果对老人是个安慰，是一位历史学家对胜利的长远观点。个中苦乐无从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