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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韩聿明太太的信。”邮递员喊道。

我当时太兴奋了，没听出邮递员声音里的焦虑。他把聿明的信递给我，一言不发就匆忙离开了。我抬起头，看见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外面站着两个日本水兵。一个正靠在墙上抽烟；另一个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我赶紧缩了回去，悄无声息地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早晚有一天敌人会强行闯进我们的家。我们没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和年轻妇女藏起来。我、阿州、阿州的奶妈三人的藏身之处在我房间衣柜背面的假墙里，里面狭小闷热，大家只能蜷缩身体蹲着。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柜里。

奶妈哄阿州的时候，我把假墙推开了一道缝，听外面有没有日本人的动静。阿州睡着后，我拿出了聿明的信。我对着航空信封的封口一点点哈气，直到封口变得柔软，能够打开。我挪开了几厘米，尽量离祥妹和阿州远一点，打开进衣柜前匆忙抓到的手电筒。阅读聿明的来信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个丈夫，却没法跟他说话或抚摸他，他存在于航空信纸和蓝色墨水里，对这个事实我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酸。手电筒的光从上到下在信纸上移动着，一遍又一遍。

我蜷缩在衣柜后面，像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空气中充斥着我的体味，我边看信边留意外面的动静。也许应该把聿明的信收起来，晚些时候再看。也许我应该坐在书桌前，沐浴在满室阳光和空气之中，这样的话，我对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边声音甜美的女人就不会那么介怀了。可我现在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又急着想去厕所。天知道为什么一颗妒忌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我非常确定，范昊甫的事跟我现在的妒意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他冲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诗句带给我的感受也好。也许范昊甫的事对我有些影响，不过……不会的，我认为不会的。一定是躲在狭小衣柜里的屈辱感让我的心态变得扭曲。

聿明说他利用难得的片刻平静写信给我，这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他在信中描写了河岸的景色，头顶上方的垂柳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河水。在上一封信里，他写到一头误跑进战场的驴子，在他们和日军交火时受伤。驴子叫了一整夜，压过了战场上受伤士兵们的呻吟声。可在这封信中，他却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甜美歌声。我用湿漉漉的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想象着年轻女子用她纤细的手指拨动着古筝琴弦。我心想，他怎么到哪里都看得到漂亮女人。

我应该放下手里的信，可我却继续往下读，手电筒的光顺着信纸向下移动，我像手持放大镜的福尔摩斯一样专注，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蛛丝马迹。我觉得奇怪，他这样的人会去描写杏园，还有他和士兵们忍不住采摘未成熟的青杏。为什么这次他对经济和政治事件几乎闭口不谈？他没有提到蒋介石的演讲以及通过蒸馏国产酒制成汽车燃料的小作坊。他信中说的大多是其他事情——顺着河水漂流的落花，沿着河岸蔓延的瓜藤。一定是有人让他心里充满诗情画意。

甚至他信中最后一段话也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想和你在一起，他说。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要设法卷起横亘在你我间的大地，重返你身边。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我一直摆脱不了一个念头，会不会是别的女人让他变得情意绵绵。

阿州开始哭泣，我放下手中的信，从奶妈手里接过阿州。不要忘记，聿明，我在心中对他说。我的心念强大到足够穿越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要忘了，你家里有个儿子，你在鼓浪屿有妻子儿女。

我们在衣柜里躲到中午才出来，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壮着胆子走到街上。外面看起来很安全，于是我带着阿桂一起去街角的美国人家，看看他们是否平安。

走近房子时，听到布拉德利夫人正在弹钢琴，弹奏的是我们经过她家时常常听到的乐曲。年轻女佣打开大门。“我们没被欺负。”她抢在我们开口前说道。

布拉德利夫人示意我们进来，然后对女佣咕哝了句什么，其实女佣不需要吩咐就应该拿茶水过来的。

“你还好吗？”我用英语问。

“是的，是的。”她伸出胳膊，转动双手给我看，证明她一切都好。

“家里也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挥手指着房间让我看。每次我看到她的手指，总觉得又变长了，像车轮上细长的辐条。突然，她皱起了眉头，指了指一张小茶几，又指着书架顶部和一处地板，说出一长串英文，即便有几个单词我勉强听到了，可也搞不清楚它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