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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厨房，小黄手捧茶杯伫立着。“请坐，小黄。”婆婆说，像自己的将军父亲一般，蹙眉低头看着他，“我儿子派你来做什么？”

“专程送信来，太太。”他抬起一只脚的趾头，接着又抬起另一只脚，好像它们不应该踩在白色地砖上。

“他一定告诉过你不能泄露任何敏感信息。”

“是的，太太。”

“我不关心你们的军事机密，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是否平安。”

“是的，太太，他很健康。”

“还有别的可以告诉我吗？”

他踌躇着。我能听见在这个熟睡小岛的边缘，海浪拍打着礁石嗡嗡作响，这正是鼓浪屿名称的由来：鼓声轰鸣的小岛。“我只能告诉您，太太。”终于他开口道，“韩少尉深受大家尊重。他勇敢、公正，而且他精通……嗯，我是说他精通他所做的工作。我得走了，太太。”他打开外套里的夹层，将我们的信和围巾放进去，把凳子推开。

“他还在福建省吗？”婆婆问道。

“是的，太太。目前还在。我是说，工程部门随时可能被派往任何地方。”

我匆忙用白纸裹了些包子塞给他，“太谢谢你了，小黄。”

“我会把包子转交给韩少尉，太太。”

“不，这是给你的。只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丈夫会派你送信来，为什么不邮递？”

“我不知道，太太。少尉只是说我们要试探日军的防卫。”他慢慢挪向门口，我和婆婆此时也同样希望他赶快离开，便只是点头致了谢。我在他身后闩上门，吹灭蜡烛，跃上楼梯，在楼梯口超过婆婆。

信中聿明对我的称呼像一道闪电——我挚爱的安丽——好像他的嘴唇在轻唤我的名字，好像这些字将一个我没有意识到的，渐行渐远的灵魂带回了人世。眼泪冲了出来，我甚至没来得及护住信笺。我摸出一条手帕吸干模糊掉的墨迹，擦去眼泪，快速浏览了一下密密麻麻的文字，在结尾处找到了我一直期待的东西。

我的爱妻，信中写道。这段话在信纸上端，左边第二列。我的内心充满了战士对家园的渴盼——回到母亲和孩子身边，而最最重要的，是回到你的身边，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安丽，言语已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思念。爱你的丈夫，聿明。我把这段话重新看了一遍，又看了第三遍，然后才从头开始看。

信是用纤细的蓝墨钢笔写的，字体大小均匀一致，正是他的风格。想到他一定有张桌子可伏案写字，我就觉得欣慰。他一如既往地把每个段落都用带小括符的阿拉伯数字标上了号。他在第一段里询问我们是否安康，为没有陪在我们身边而道歉。在第二段，他说他想到我们可能已经逃去香港或马尼拉，但如果我们还在这儿，也不必忧心，鼓浪屿相对安全，除非日本人想跟西方势力较量，否则他们不会招惹这里。

我添了个儿子还是女儿？他问道，这是第三段。你和孩子都好吗？上个月快到月底时，我总是想到你，还有我们就要降生的第二个孩子。请给我寄些照片来吧，要分别拍你的和新生儿的、你和两个孩子的、我们的两位母亲和孩子们的。

我忍不住轻声笑起来，这就是他——老样子——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要做什么。

我当兵已经7个月了。他在第四段中写道。即使在睡眠中，我的耳朵也已经能听见最轻微的脚步声，步枪上膛的咔嗒声像寺庙里的撞钟一样响亮。我曾顶着烈日和暴雨长途跋涉。我跟庄稼人一样皮肤黝黑，我的脚已经习惯了水泡。这些是战士生活的一部分，实在不足挂齿。我最担心的，是自己所肩负的保家卫国的重担。敌人的进攻迅猛无情，我只是个接受过仓促训练的少尉，然而，每天我不是在领军打仗，就是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监督建设或拆除工程。我们的部队经常要同时做两件事，一边与敌人交火，一边得为工业建设抢救出尽可能多的资源。我们一点一点地把工厂搬往内陆——靠船或卡车，甚至靠驴车和我们的战士肩扛背驮。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大迁徙。同胞们历尽磨难而不屈不挠，他们构成了这世上最有智慧的民族。我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

这是信中最长的一段，接下来的第5段里，他阐述了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他抱怨说，本应是我们友邦的美国居然向日本供应燃料和铁块，而且对此毫无愧疚。我停了片刻，欣赏着他隽永飘逸的字体。即便用钢笔，依然字如其人，坚强、自信，同时又细腻、雅致。

第6段他留给我一个今后的通信地址，那是国军的信件中转站。

我又读了一遍那些绵绵情话，然后把航空信纸折起来，放进桌子左上方的抽屉。下封信里，他会回答我每天吃了什么、穿得暖不暖、睡得够不够。出于礼貌，他会首先回答这些问题。而现在我又有另外的疑问了，他为什么没有跟随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撤往内地？中国的海岸线已经完全被敌人占领，他们是怎么从外界获取物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