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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节气来了又去了，接着是双十节1，然后是11月，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我被卷入时间的洪流，身不由己地目睹所有新旧生命的兴衰更替，与阿豆渐行渐远。日起日落，月圆月缺，而我的阿豆却一成不变，永久地湮没在一抔黄土之下。

天气转凉，天空时常阴云密布。从阳台看去，远处的树木和屋顶连成一片，逐渐模糊，最终消逝在天际。一缕烟雾，在我藏于栏杆下的一支香烟上缭绕着。我看不到阿桂，但我知道她正在楼下什么地方守着昨晚我们挖起来的金子。几个孩子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后面跟着的是我那唯利是图的异母夫兄阿汾。孩子们一派天真无邪的模样，只是，如今不知有谁还真的天真无邪。沦陷是我们所有人的牢笼——无论是出售还是购买黑市商品的人，无论是有口饱饭还是忍饥挨饿的人。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从通敌的商家那里买米。阿汾是最大的投机商人，他能收购到质量最好的米。话是这么说，其实他的米如今也时常是很久的陈米，用大拇指和食指一捏就碎，但起码没有变质。

我怔怔地看着巷子里布拉德利家的大门，直到孩子们远去的身影变得模糊，香烟烫了我的手指。我扔掉烟头，用脚踩灭，正巧看到阿汾转过街角。他走路的别扭姿势我不会认错。看到他，我心里就来气。阿桂已经拿到金币了，让她去跟他打交道吧。我就在阳台上看着，省得自己心里不舒坦。

“八格牙鲁！”阿汾用日语咒骂着跟在他后面几步远的挑夫，挑夫被肩上的担子压弯了腰。“跟上。”他停在我家院门前。我闪回阴影之中，心跳得像蹦跶的兔子。我其实应该露个面的，心里虽然这么想着，脚却一动不动。他毕竟是我的半个大伯子。他按了门铃，我仍旧没有动弹。我犹豫不决，心中一阵不安。素莉在围裙上擦干了手，正往院门走去。她抬头看到我，摆动下巴给我一个暗示。素莉的动作不大，但多少让我定下心来。我转身进房间，开始下楼。

生意兴隆让阿汾的肚子发福，可他的脖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细瘦。“弟妹，”他一看到我就说，“你吃饭了吗？”这句我们惯常的招呼语，从阿汾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对我们有求于他的蔑视，并且提醒我们，现在他的权势大过我们。

“吃了，多谢。你呢？”我简单地回答，不想故作诙谐打趣，也不想冷嘲热讽或是给他个下马威。“你吃饭了吗？”

“当然吃了。”他摸着肚子，故作沮丧地皱眉道，“吃饭应酬实在伤身啊。”他用手指梳理着头发，把一边抹得溜滑溜滑的，而头顶的几撮毛却像断掉的鸡冠花一样立着。

“先生，”阿桂说，“价钱我们之前说定了。”

“这个数目，还不够我的本钱。”他面不改色地撒着谎，“这样做买卖，我可要破产了。”

阿桂把金子递给我，退到后面，她身后的素莉和云云低头站着。

“我弟弟怎么样了？”阿汾一边问，一边从牙缝里抠着不存在的饭渣。他很懂得如何触怒我，不过今天为了买米，火气再大，我也只能洒上大把的灰，把心头火闷灭。

“我丈夫挺好的。”我看着蹲在米袋子旁的挑夫。他们的膝头肿大，在蜡黄皮肤映衬下显得格外发亮。

“我猜聿明还在做着打败日本人的梦呢。他的脾气总是那么犟。”

“给你金币。”我说着把金币递给他，手心只觉得沉甸甸、凉飕飕的。

他蹿上前来，从我手里撸走钱。“现如今，我呢，”他笑着说，“我可是个识时务的人。我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赢不了的事情上。”他把金子塞到腰间的口袋里。然后打了个响指，挑夫立刻跳起身。“接着赶路。”他龇着牙说，“送完下一批货，给你们工钱。”

阿汾走后我本该松口气。不过我毫无感觉。无论迎来，或是送往，无论一人独处，还是有人做伴，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负都丝毫无法减轻。我看着阿桂和素莉用力把米袋抬到云云背上，云云被压得身子一沉，费劲地走向厨房。我这是怎么了？我认不得自己，也不知如何恢复正常。万一我永远走不出来了呢？我踉跄地走回房中，穿过厨房。万一我真的精神失常了呢？

我匆匆穿过阴暗的走廊，经过妈祖像，爬楼梯回到我的房间。要是聿明能回来多好。那样的话，一切都会有转机。我打开房间门。我的房间。有一些事实，我的理智在抗拒，但内心深处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小心说了出来？

我拉开书桌抽屉，把聿明的信扔在床上。它们是他活着的证据。1942年2月、1939年6月，1940年1月、1941年9月、1938年12月、1942年10月。是这封，他最近的一封来信，就是他还活着的证据。他不但活着，信里还说要回来——或者至少有所暗示。他有没有说过？我的目光在信纸上扫视着，从上往下，再从上往下。他在信中不是保证过，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吗？不，不是，不是这封。他说很快会离开重庆回这里。他的字里行间读不出别的东西。他总是把每个段落编号，好像在给上级写报告。哪里还有什么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