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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来看您了。我来帮您穿好衣服。”阿桂目不斜视地从我床边匆忙走过去，拉开窗帘后径直走向五斗橱，从内衣抽屉中拿了一条棉衬裙和一条尼龙衬裤。“可不能让年纪一大把的老师爬楼梯到您睡房里来。”她语带威严，一定是母亲授意的。“魏先生是老尊师。您下楼见他很方便，不该让他上来找您。”

我盯着屋顶，对阿桂的不敬语调心知肚明。一只壁虎正倒挂在屋顶上四处爬行，似乎完全不受地心引力影响。我的思绪又飘到那场台风，搜索着记忆中的画面。不，我不记得有壁虎。

阿桂手臂上搭着件衣服，黄白相间的印花搭配嫩绿色滚边。“坐起来，少奶奶。”她边说边伸手托起我的后背。

为什么是今天呢？我思索着。答案明摆着，当然是今天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丧期已经结束了。奇怪的是，没有我的指令，大脑依然运转如常。好比一间自动化工厂，即便无人指挥，也能大量生产出各种念头。

阿桂把被子掀开。“这对您有好处。”她说道。

没有了被子，加之睡袍下摆全部往上挤作一团，风裹着寒意吹向我光溜溜的双腿，因悲伤熬得枯槁的皮肤，还有我脆弱的神经。我想要把头埋进枕头，蜷起身体，攥紧被子，兜脸盖严。但我没有，我还是保持着阿桂扶起我的姿势。她把我的腿挪到一边，我任由她双手托着我的手臂，扶我站起来。“我自己能穿衣服。”话虽如此说，我还是举着胳臂，让她把睡袍从头顶褪了下来。

帮我穿上衣服，梳好头发，把脚套进皮鞋里，阿桂带着些许得意的目光打量我。

“我冷。”我说道。她打开抽屉，取出一件毛衣。

今天（现在是早上还是下午？）按理我该开口说话了。虽然我没数过日子——这是我的大脑无法自动完成的唯一任务——我猜想七七已经过完了，现在按规矩我要穿衣说话了。不能再躺在床上，听魏先生给我念诗。这种行为在服丧期尚可容忍，但从现在开始，就会显得很不得体。

看到老师，我习惯性地与他客套寒暄。我请他坐下，感谢他的来访。

“你气色不错。”他说，“我安心了。”

我挤出一丝微笑。要是再客套下去，碰巧轮到我来接下一个话题，我会无所适从。不过我可以坐下来，这我做得到。我拖着脚步走到他旁边的椅子，鞋底蹭着地砖。“请，先生。”我再次开口道，“请坐吧。”我该给魏先生倒点茶。这个念头像一小朵白云般地在我脑中飘浮。我们两个之间的桌子上是空的，我的大脑又注意到一桩小事，桌子上没有放一本书或是一页诗。如果他没有东西可读，那两人中总要有人说话的。我可以问师奶可好，或询问郑惕与范昊甫的近况。

魏先生清了清喉咙。猛然间，我担心起他要说的话。拜托，不要，我心想。别跟我提聿明的事。请别提我孩子的事。“先生，”我飞快地说道，睁大眼睛，抑制着泪水涌出。“先生，跟我说说，您听到范昊甫的消息了吗？”我抹了一下眼角，眯了一下眼睛。为什么我要问范昊甫的事？

“我想他还活着。昨天我还碰到一个人，说有个熟人看见过他。”

昨天。我的思绪跳跃到另一个时间刻度，三个星期。我已经三个星期没听到聿明的消息了。我把手指圈在茶壶把上，然后收紧手臂肌肉，抬起茶壶，倾斜壶嘴，将一股金色茶汤注入魏先生的茶碗里。

他用手指在一边敲敲表示感谢，接着及时地托住我的手腕。茶水已经倒满，拱了起来，快要溢出茶碗。他等茶壶安然放回桌上，才接着说。“据我所知，范昊甫已经成为乔装高手。今天他是个农民，光脚走在稻田中，明天他就变成要饭的了。”他用双手捧起茶碗，小心地啜饮着，“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据说故事里的那个人就是范昊甫。他偷了几件鬼子的军服、大衣和皮靴，还有配套的军刀和手枪。他带着一小支游击队，骗过一队伪军士兵，让他们把步枪靠墙堆放着，然后跟他走，而他的同伴趁机征用了一辆货车，把敌人的枪支全部装上开走了。”

魏先生跷起腿，理了理长衫，像是在等我说上几句。见我没有搭腔，他直了直腰板，继续说道，“范昊甫成为优秀的游击队员，是意料之中的事。他写起文章来总好像是千人千面，让人看不出哪些是他自己的真心话。”他停下来整理了一下长衫上的扣子。

我合上眼睛叹了口气，感觉好累啊。坐在厅堂里陪客人聊天，太费神了。我一心盼着魏先生告辞，然后可以躺回床上。

“会好起来的。”魏先生靠过来拍了拍我的手。

他手掌的温度，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血液。“没人提他的名字。”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大家都继续过日子，好像阿豆从来不存在。连先生您都是。”我抽回手，生出一股没来由的力气，从椅中忽地站起来。“您说会好起来。怎么可能？我是他的妈妈啊。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根本不会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