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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自己意志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冷酷与偏执。它令人放弃梦想，摒弃直觉，也许甚至不再祈望运气——总而言之，它剥夺了那些日子里我所需的一切，一直到阿豆生病。没有梦来警醒我，也没有不祥的直觉。仿佛，我与自己的儿子，我最爱的小阿豆毫无关联似的。

开始是发烧——起初热度不太高，症状和阿州差不多。不过是又感冒了。热度升高后，我安慰自己，他们从前都发过烧，也都恢复了。我拿给阿豆一些阿司匹林和一杯果汁，拉他起身坐好，把杯子送到他嘴边。“痛。”他捏着喉咙扭过头去。

“喝一点，宝贝。”我催促着，“就呡一两口。”换了阿州或阿梅那样不听话，我也许会责备他们。可阿豆身体娇嫩些，他比较怕痛，这不是他的过错。我给他扇了一会儿风，然后喊楼下的素莉帮我把他的摇篮搬进我的卧室，免得其他人被传染。

两天后，阿豆开始呕吐，这样他就更加急需补充液体了，可他还是不想喝水。也许我逼得太紧，也许我的表情有些急躁，可我从没对他大声过。他的咽喉看着并不严重——有点发白，但没有一丝红肿。当然了，我并不懂察看症状，也不能强行拉出他的舌头，所以没法看清他的喉咙。

然而，这不是问题所在——不是因为他不肯张嘴喊“啊”，也不是因为我不懂发白比红肿更严重。问题在于，我早该察觉到他病情的严重性。假如我没有勉强自己表现得坚强，那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会清清楚楚察觉得到。

最后还是母亲让素莉去请医生。一两个钟头后，我做了同样的决定，想让素莉去请医生。“您不知道吗？”阿桂疑惑地看着我，“太太已经派她去了。”

我突然间不放心撇下阿豆一个人，于是跑回楼上。我按摩他的后颈，尽管咳嗽和喘息的症状并没减轻，他还是合上眼睛，似乎睡着了。时间过得真慢啊。

高医生总算来了。他用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擦了一下阿豆的脸，俯身在床前查看。一年半前，在走廊尽头的那间房中，他也是这个姿势。他的手从阿豆额头移到颈上动脉。“我们的小病人怎么样了？”

阿豆惊恐地张开嘴。他圆睁着双眼，像掉入陷阱的小兽。

高医生按亮一支小电筒。“说‘啊’。”他用一片薄板压住阿豆的舌头。他靠得更近些，鼻头几乎贴到阿豆的脸上。然后他关上电筒，站直身子。

“他得了白喉。”高医生说。他打开诊包，取出一支针筒。他把被单掀到一旁，脱下阿豆的裤子。“幸好我还剩了点青霉素。不过我没有抗毒素了。”阿豆没感觉到针头插进来，但高医生开始推针筒时，他的身子猛地抽动，想要挣脱开，肿胀的喉管里硬生生地挤出一丝嘶哑变调的叫喊，听了令人格外心疼。

“青霉素很紧缺。”高医生说着，用酒精棉擦拭针头。“幸亏马尼拉的海外华侨援助抗战委员会专门运来这批货。”他把针头包好放起来。“可还是不够。一向都不够的。”他转身准备走，“我明天下午再过来。”

“那，医生，他会好转吧？”

“要观察一下。”

***

“他只是说‘要观察一下’。”当晚我跟母亲抱怨道。

“他只是说话急些。高医生这些天肯定很累。看他的样子，大概没吃过饱饭。你也是。”她在一片木瓜上拧了些酸橙汁，端起盘子。她腋下的肉晃动着。

“累也好，不累也好，他为什么把话说得那么含糊？”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木瓜。她的目光沉静得让人抓狂，额头没有泛起一丝皱纹。“大概现在的医生学乖了，不再担保什么。”她把盘子放下，挖了一勺黄澄澄的木瓜肉。“不必担心。青霉素是很神奇的药。况且，你也说阿豆好些了。你说他喝了些茶，吃了点粥。”

“只吃了几小口。”

“老天保佑，明天他就能多吃几口了。”

“可是，母亲，他还是烧得厉害。还有，高医生没有什么抗毒素。”突然，外面夜幕中回响起低沉的嘟噜声，一听便知是日本兵在清嗓。接着是宵禁卫兵经过的声音，两双军靴重重地踏在铺路石板上。

“明天一早。”母亲说，“我就让素莉和云云把他的摇篮搬到会客厅去。楼下凉快些。”

“不。现在就搬吧。我可以睡沙发。”

夜里，我不是来回踱步，就是坐在摇椅里听阿豆的呼吸声。早上他好些了。我给他喂粥时，母亲则站在边上，一边表扬和鼓励着他，一边捋平他的头发。“来，乖孩子。”母亲催着，“听你妈的话，张嘴。”

我用汤匙碰碰阿豆的嘴唇，他刚一张嘴，却又被阿梅下楼梯的声响吵到了。“妈妈，妈妈。”阿梅光着脚丫，头也没梳，阿州紧跟在后面。“妈。我们找不到你，你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