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舞美师的航班

我是林安琪。我曾经以为我会成为一个画家，或者准确地说，我曾经以为我会成为一个不朽的画家。但是，我最终成了一个舞美师。恐怕这世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追逐着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理想，然后某一天，极其自然地，将这个“理想”阉割成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职业。以此谋生，并获得精神上的所有认同。我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然，当然，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被人们称为幸运了。我懂得知足，因为反正，关于“理想”的痛苦是不合法的，是无病呻吟的，你张扬了，你表达了，你就活该去死。我必须时刻谨记，这世界上还有灾荒，还有战乱，还有艾滋，还有无数在因为不平等导致的困顿中，挣扎一生的人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评判你是“幸福”还是“不幸”的人们，都没什么想象力。

总之，此刻，我坐在巴黎时间傍晚七点起飞的航班上，飞往北京，是为了我的工作。十年前，我来到巴黎，一开始学画，后来考进了戏剧学校的舞台艺术科。现在，在一个算是欧洲戏剧界知名的舞台美术设计师的工作室里，为那个明明一头金发却总喜欢穿印度服装的老板工作。逐渐地被重用，偶尔被善意地调戏。今年十月，一个话剧会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公演，我的老板负责这个戏的舞台美术，我是中国人，这个戏的舞美团队少不了我。因为公演之前的这几个月，除了美术的部分，我必须负责用我的母语代表我的老板跟导演以及剧院方面做所有的对接。“安琪，能让你回家安心地待几个月，顺便做完这一单，多妙。”我的老板是这么跟我形容这个项目的。

不，我当然不是北京人。我的家乡叫龙城，一个距离北京有好几个小时车程的北方城市。我不确定我能抽出多少时间回家看看。不过，在鬼佬眼里，反正都是中国，没有区别。

航行时间是九个小时，一路往东，北京时间的清晨抵达。这趟航程最妙的地方，在于明明已经穿过了整整一个夜晚，但是总是能看见隐隐约约的曙光。人类渺小的躯体飞翔起来，便能看见地球用经纬线玩的这一点点小花样。蜷缩在经济舱里，我踢掉了鞋子，用毯子裹住自己，打开了阅读灯。我对这趟航线烂熟于心，飞了无数次，让我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遇到剧烈气流颠簸的时候，安稳地放下面前的桌板，打开圆圆的小盒子，摘下或戴上隐形眼镜。因为熟悉，所以觉得怎么样我也不会死在这里。

我可以用这段时间，认真读完这个戏的剧本。我没有把笔记本电脑从行李舱里拿下来，而是带着厚厚的一沓打印稿。非常不环保，但是我已沾染上了欧洲人这种莫名其妙的守旧。国航的咖啡十年来没有任何进步，不过我喝惯了。

二十年前，这个戏在阿维尼翁戏剧节惊艳四座。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剧团从此开始扬名四海。如今，在中国首演。

故事的年代不详，大抵是比较久远的时候。但应该没远到古代去。地点，就是某个小镇。

小镇上的牧师去世了，没多久，新的牧师到任。新牧师看起来很年轻，总是愉快甚至有些过分愉快地笑着，喜欢开玩笑，不像是镇上人们一贯概念里的“牧师”——对我而言，我必须在阅读的同时，试着抓住我脑子里闪过的带着光泽和阴影的画面，究竟哪些才是对的。那小镇也许古朴，但是不该精致，总该有些粗糙的地方，但是究竟是哪种粗糙？是否该像我从小长大的那座北方城市一样，建筑面目一致，是真的谈不上有什么景致呢？我倒宁愿让这个小镇，在我的手底下，变成20世纪初的工业区，比如，整个镇子的人都为一个大工厂干活儿，舞台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些老旧的庞大的机器。新来的牧师心里哼着轻松的小调，略带惊讶地看着，黄铜色泛着暗光的机器，张开血盆大口，嚼碎所有填进去的大石头——见鬼，成本，当然不能忘了成本，谁知道预算那边会不会同意我美妙的老工业区。

新来的牧师站在陈旧的、空荡荡的教堂里，他从祭坛上走了下来，第一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紧闭着双目，一边流泪，一边祷告。她身边放着一个鸟笼，里面那只小鸟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双翅上，早已没了气息。牧师自然是看明白了，但他依然微笑着问小女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女孩说，她的小鸟已经死了整整一天，但是她还是想问问上帝，这是为什么。如果是因为她自己犯了什么错，她愿意改正，愿意接受惩罚，这样，小鸟是不是就能回来了。她说她知道小鸟还是不会回来的，但是她必须这么做。牧师笑了，他说：“你的小鸟是只画眉，不过，你喜欢鸽子么？”小女孩说：“我不懂您的意思。”牧师拎起鸟笼，就在小女孩眼前，把鸟笼藏在黑袍的袖子后面，只一瞬，鸟笼出来了，画眉的尸体不翼而飞，里面乖巧地卧着一只纯白的小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