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3/25页）

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漾一漾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澄丢到这里来：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如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抱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缋、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和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釆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