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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十分老实、颇具学者风范的弗雷格都说过，他要把数学的基础统一起来，要不是罗素发现了罗素悖论，弗雷格就会以为自己得逞了。

有意思的是，很多号称干实事儿的人非常讨厌豪言壮语，认为那样说很可怕，事实上，豪言壮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时常用豪言壮语骗自己，以为自己真有那么大能力，过后出了问题，不怪自己，而怪豪言壮语，使豪言壮语枉担了不少骗子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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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儿，老巍天天来找我，他下班以后往往去超市买上几块牛排，一长条儿法式面包，以及黄油奶酪，路过嗡嗡团再接上嗡嗡，来到我这里，按响门铃，我便从电脑边站起来，进入厨房，他们俩一起看电视或是《大话西游》之类的ＶＣＤ，然后，我做好沙拉、热汤及牛排，我们三人晚上便在一起吃牛排，听歌剧。老巍为此买了一个木乃伊式的专业睡袋，连同一个防潮垫，塞在我的衣柜里，以便自己晚上睡觉用。

表面看来，我们三人一起恬静地生活着，其实是活在生活的边缘，嗡嗡是生活在不高兴的边缘，老巍是生活在苦闷的边缘，我是生活在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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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崩溃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我存在的确定性这件事，讲清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况且，也没有人讲清过这件事，但这件事却分明每时每刻都在搅扰着我，有时简直到了令我魂不附体的地步，我是说，一想到在临死之前，我连一件确定的事都无法知道，我就感到万念俱灰，换言之，我无法证明出存在的确定性，我连自己是否存在过这件事都弄不清，我瞎混个什么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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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在的确定性，一直是一个让我耿耿于怀的问题，我承认，我一直在生活中荒唐地寻找一个确定的事物，第一次失恋的打击对我来讲完全可以归结为一点――世上没有确定的情感，从此以后，情感对于我不再具有意义，接着，这件事发生在别的事物上，一而再，再而三，通过排除法，我排除了个人信念、道德、宗教等等，现在，除了对逻辑、数学与物理我持保留态度而表现出一般性的关注以外，我对别的事物干脆完全抱着消遣的态度，我不爱与人争执好坏对错，不喜欢讨论有关这个世界的曲直是非，我慢慢相信，世上没有一样确定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可基本断定，这个世界一片混沌。

我知道，这个问题同样折磨着很多人，诸如老维特根斯坦之类，幸亏他们比我有才智，因此，他们的痛苦也比我更深，也就是说，他们比我还要倒霉，这一点，简直成了我生活的安慰，对我来说，这个安慰如同一个傻瓜发现了比他更聪明的人所获得的安慰一样有效，甚至，竟让我喜上眉梢。

我翻开海德格尔的书，发现他在以存在为圆心，偏执地跟自己兜圈子，我看到尼采在醉醺醺地谈着自己的悲剧，看到善良的老玻尔在荒唐透顶地就着人类的进步自说自话，我看到胡塞尔被他发明的现象学弄得晕头转向，心理阴暗，看到康德小心谨慎地一次次出错，看到弗洛伊德的异想天开，柏格森的胡乱冲动，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悲观地同情他们，为他们可怜的思考能力而祈祷，真心希望他们在结束胡说八道以后有个美好的人生，事实上，这些苦行僧身上的苦行精神经常令我肃然起敬，但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多数令我的粗俗趣味无法与之相投，我们不是一路人，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寻找、探索世界的确定性，而是在语言黑暗的迷宫里呼号转徙，因此，我料定这帮傻蛋终归一事无成，因为没有确定的起点，整个行程便属子虚乌有，我惊喜地发现，在他们身后，还跟着数量广大的追随者，不明就里地与他们一起盲人摸象，这让我觉得真是可气可笑――在如此混乱的思想中，我看到这些先人的足迹星星点点，一直向着看不见的高峰奋力攀登，真是一幕令我感动的壮观景象，如同康德在一本科幻书里讲到的星云，虽然想象力足够丰富，但因它不是一个清楚的数学模型，我便无法确认它的可靠性，而令我无法认真对待，只能对那星云的虚幻哑然失笑。是的，在语言之上建立空中楼阁十分容易，但它在逻辑上显然漏洞百出，不值一提，太多的或然性使之几乎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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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漫游是件苦差事，这与一个拎着竹篮去打水的人所做的事如出一辙，它意味着，你可能捞上任何东西，什么一只破鞋啦，一条笨鱼啦，就是捞不上水来，你有耐心也罢，无耐心也罢，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反正你就站在水边捞吧，对于这个工作，有些人表现出顽强的斗志与不屈不挠的毅力，真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在我眼里，数学家无疑是代表，要不是世上有他们的身影，我还没准儿就真成了一个恨世者，在我写作时，作为参考读物，我有时拿起一行行公式看来看去，学习如何明晰、简洁、准确地表达我的想法，尽管等号的两端看来不过是就同一事物换了一种说法，可至少没有离题，就这么一件事，我就做不到，我离题话太多，对于我来讲，3＋2可能等于7，也可能等于30，更可能等于16，只有运气太好时才会等于5，看来，只要写作，就会成为一个骗子，就会干违心的事，时间长了，我也疲沓了，反而对此幸灾乐祸，并对别人的写作同样幸灾乐祸，这真是一个无奈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