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封蜡（第5/6页）

巴尔扎克的书很深奥吗？巴尔扎克是我的摇篮，迷人的森林，我的发现之旅。我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那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黝黑的高个女人。她在玩弄一朵剪下来的玫瑰，眼睛盯着前方。她身上没有一点儿文学气质。她意识到我在盯着她看，于是假装对我的写作工具感兴趣。

“真漂亮。这些收藏太美了！”

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的嘴就变老了。她一直弯着腰站在我的纪念品前，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然后她站直了身子，对我说：

“你妈妈是不是在这附近？我想见见她。”

从这位“迷失的”女士身边走开，我简直不能再高兴了。我跑进花园，喊道:“妈妈！”就好像我在喊“着火了”似的。

“她取走了几本书，”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茜多告诉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她甚至看都没看书的标题。”

在我的脑海中残存的关于“埃尔武埃遗嘱事件”的记忆与一种模糊的骚动联系在一起，还透露着些许浪漫。通过茜多，我清晰地回忆起了这件事，这要归功于我至今还觉得她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她的故事、她和我父亲的谈话、她那种专断的争吵和反驳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构建了一出肮脏的外省戏剧。

一天，就在埃尔武埃夫人最后一次拜访我们之后不久，整个镇里的人都在惊呼“遗嘱找到了”。然后把那封有五个封印的大信封描述一番，那个封印是寡妇刚刚送到沙布林律师书房里的。佩尔普菲斯夫妇和吉亚门特夫妇显得焦躁而又得意，他们立即出现在律师事务所里，那寡妇埃尔武埃也在。在那里，埃尔武埃夫人独自面对这群冷酷无情的家伙，面对着那些茜多所说的“张嘴侵吞遗产的鲨鱼”。“好像，”母亲讲这个故事时说，“她身上有股白兰地的味道。”这时，我母亲的声音被驼背茱莉亚·文森特的声音取代了，她每天出去熨衣服，每周来我们家一次。不知道连续过了多少个星期五，我一直追问茱莉亚，直到我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榨干才罢休。她那凹陷的、畸形的胸部里挤出来的带着鼻音的清晰音调让我感到满意。

“最让人害怕的是那个律师。首先，他个子不高，没有那个女人的一半高。而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她前面戴着的面纱一直垂到脚边。律师拿起了信封，有这么大(茱莉亚打开了我父亲的一块巨大的手帕)，他把信封原样递给了那些侄子，让他们辨认这些封印。”

“但你并不在那儿，朱莉娅，不是吗？”

“不，是沙布林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从钥匙孔里偷看的。有个侄子说了一两句话。然后，埃尔武埃夫人就像一个公爵夫人那样盯着他看。律师咳嗽了一声，咳，咳，他打开了封印，把遗嘱念了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时是茜多在说话，有时是一些诽谤者急切地八卦埃尔武埃夫人的私事，有时似乎有些插画家，比如贝尔托或托尼·约翰诺德，曾生动地给我描述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她深邃的眼睛一直看着那群法定继承人，她咽下酒给自己打气，不停地舔着嘴唇品尝嘴里的白兰地。

沙布林先生宣读了遗嘱。但读完前几行之后，他拿文件的手开始发抖，他中断了阅读，道了下歉，擦了擦眼镜。他继续读着，一直读到了最后。尽管立遗嘱人宣称自己“身心健全”，但遗嘱中的内容简直荒谬无比。除了说欠他深爱的配偶——露易丝·莱奥妮·阿尔伯特·马特依两百万法郎以外，什么也没提。

在一片寂静中遗嘱读完了，那群继承人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遗嘱读完以后，”茜多说，“仿佛安静得能听到窗外藤蔓上的黄蜂在嗡嗡地叫。他们只是盯着埃尔武埃夫人，连一个手指都没动。‘为何贪婪不能给人心灵感应呢？’其中一个不那么愚蠢的家属说。后来一直没有人说话，埃尔武埃夫人的脖子开始作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就像一只吞下毛毛虫的母鸡那样。”

那次会面的最后一幕像野火一样向大街小巷蔓延，穿过人们的庭院，穿过咖啡馆，穿过集市。沙布林先生是第一个在黄蜂的嗡嗡声中说话的人。

“凭着我的灵魂和良心，我不得不说，遗嘱上的字迹并不像埃尔武埃先生的……”

一声尖叫打断了他。在他和继承人面前，再也没有什么寡妇埃尔武埃了，只有一个忧郁的狂怒女神跺着脚，转着圈，像一个黑色的苦行僧，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尖声喊叫。那个疯女人在承认自己伪造之后，还承认了另外一些东西，都是植物性毒药，比如鼠李和铁杉。律师惊慌失措地叫喊道：“别说了，我可怜的夫人，你说得太多了，没有人在问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