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吉姆和坦坦（第2/9页）

我说：“吉姆，你会找到另一个更好的女子，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说我不成熟，不理智，你从来不管家，从来不和我一起看家具，我买了家具你说是浪费，我做博士学位你指责我不挣钱，我挣了钱你马上提出我该出房租，我感兴趣的文化事业你认为不实在，我说要孩子，你说我生的孩子会是一条线小眼睛，你害怕我带你的孩子回中国，我为了爱情留在德国你却认为我是为居留才嫁给你……”吉姆否认：“家我没时间管，我要挣钱，可你买的东西我总说好，家里从来挂满的都是你的画，你不挣钱我担心你不独立，你有收入了我要你交房租是想考验你是不是真爱我……”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怪圈，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事实。

我感觉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只有沉默。

自从吉姆在电话里把他的痛苦和愤怒都说了出来之后，他平和了一些，偶尔打个电话，主要内容是谈及他请律师办离婚的杂事，本来离婚双方都可以请律师，其目的当然是双方通过自己的律师维护各自的权益，如财产分配、抚养费等。由于我除吉姆愿意给我的，我什么也不要，所以我连律师也不请了，任由吉姆的律师处理。我一贯推崇高于法律的自然情感法则，虽然我和吉姆离婚了，却不和吉姆分财产。有一天，吉姆又打来电话，他说他不想和我离婚，电话里吉姆哽咽了：“梅，梅，我现在不一定要离婚，我现在突然彻底明白了，你不是为了居留才嫁给我，你对我们家的财产也从来没有兴趣，我不想和你离婚，正像我母亲说的，你给了我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温馨的家，正像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可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妻子了。”吉姆这么一说，我心里开始翻江倒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吉姆现在才说这些话，我曾经在心里发过誓，准备用我的一生来使吉姆挺拔，让我永远仰望。我曾经在心里发过誓，要做“好房子”家族的好媳妇，要让对我好的婆婆为我骄傲，我在努力，在这个不是我母语的国家，我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我就要接近成功了。

一切都晚了。我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这些现在都不重要，说这些现在都没有用。没有选择了，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他是个中国孩子，我们有一天都会回中国……”

中国，塑造了一个我自己并不完全认识的自我，我就是中国湖南出生的湘妹子，吃着辣椒长大，跟着父亲在湘江里学游泳只许逆流而上，不许顺流而下，父亲“自强”二字的家训刻进了我的骨子里，后来我又到了北京上大学，充满理想，还没有学会在现实中迂回婉转。多年以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仍然对吉姆充满爱意和歉意，我无法给自己一个解释，无法给人性一个解释。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看到吉姆写的分居协议，我的恐惧要比后来大无穷倍，我是咬着牙哆嗦着签字的。尽管吉姆可能察觉不到，我也挣扎着不让吉姆察觉到我的恐惧和哆嗦，但是我不可能忘记这种无助的感觉。后来我找到工作了，我的收入不低了，独立女性的思想和感觉都回来了，我变得坚强了，我行我素了。我想，我有能力开始新生活了，即使新的爱情不成功，我扬言自己也能独立养活儿子，我将成为不折不扣的自由女性。自由，我向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们朗诵著名的诗篇，并宣布自己崭新的诠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为了自由，生命和爱情都无所谓”，我脸上笑着，心里硬撑着。我的女性朋友们附和我：梅，你是对的。夫妻两个人带孩子，那吵的架、耗费的精力比一个人带孩子还多得多，我们羡慕你能自由。完了，我连退路也没有了。其实，我在朗诵这首诗时，我的灵魂、身体的最深处依然无法摆脱那么一丝丝软弱、无助、孤独。

那段时间，所有我在德国受到过的憋屈占了上风，命运在让我用我自己挣钱、用自己的成功来洗刷自尊曾受到过的伤害，吉姆对我曾经的好和爱没能阻止我们的分离。

儿子出生前两个多月，我和吉姆听从律师的安排去了法院。我们是相约在路上见的面，我挺着个大肚子，见到吉姆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幸福和骄傲的感觉，只有不自在，吉姆也不自在，还带着少许的恨恨感。但是路过一个红绿灯时，他轻轻地扶住了我的腰，护住了我肚子里的孩子，那是一个生命，可那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别人的孩子。那一瞬间我的不自在变成了羞愧，我想起吉姆曾经为了我这个中国女孩偶尔闯红灯气得嗷嗷地叫：“红灯、红灯，那是红灯，你看见了吗？你不能做母亲，以后你会带着我的孩子闯红灯，那会被撞死的。”如今，吉姆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轻轻揽住了我的腰，护住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更小心。而我即将做母亲了，责任心增强，我不会再闯红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