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吉姆的婚姻生活（第8/9页）

这一夜我没有回家，而且决定永远不再回那个家，1998年总理选举的那一晚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激情中、压力下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找借口，我觉得最终和一个中国人生活并要一个孩子是对的，从零开始共同奋斗，想留在德国或者想回中国都能步调一致，进退自由。

两天后，1998年9月27日，施罗德先生在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击败科尔，当选为德国总理。

4年后，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施罗德政府面临困境，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的呼声很高。

2002年9月21日，星期六我从中国回到柏林，家中书桌上放着9月22日举行的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的公民投票，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看那些德语的选举说明实在有些费劲，我不打算参加选举了。星期天，我约好了去朋友立新和贝恩德家，贝恩德开车来接我。路上，贝恩德问我投票了没有，我说没有。贝恩德开玩笑地用投票宣传语鼓励我：“您的一票就将决定谁当总理。”我看着表，说来不及了，现在离投票截止时间还差10分钟，贝恩德立即掉转了车头：“梅，我送你回去取选举票，你家旁边拐角的小学就是一个投票点。“17点58分，我投下了在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选举票。当晚，在立新和贝恩德家里，我们喝着啤酒，紧张地看着唱票结果，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一路微弱领先，电视屏幕上两党党部都在准备庆祝，胜利有胜利的庆祝，失败了也有失败的庆祝，反正都是庆祝。而坐在电视机前的选举人因为自己真情地投出了一票，看到自己投票的党票数落后了，真的没有心思庆祝，连口中的啤酒都觉得分外苦。当唱票接近尾声时，历史发生了转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德国红绿联盟以微弱多数胜出了。刚刚还情绪低落的立新、贝恩德和我激动地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好爽啊，贝恩德和我碰杯时大声欢呼：“梅，你的一票决定了谁当总理。”

我的一票决定了谁当总理吗？那我的命运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将成为我终生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离婚了

处在失业压力下的吉姆终日神经兮兮，他最担心他的财产，担心我也许会成为他永久的负担。在我们开始分居的时候，吉姆要求我到律师公证处和他公证财产协议。根据德国法律，丈夫和妻子离婚，妻子如果没有工作，丈夫必须视情况而定继续支付前妻生活费。夫妻双方如果婚前没有财产协议，必须从法律上界定哪些财产是妻子应得的。我不是不懂这些符合逻辑的法律，但是我自有我的原则，对于我来说，吉姆提出分居，提出签订财产协议，这些都痛及灵魂，动摇了平等的婚姻基础。我来到德国，只梦想过爱情，没有梦想过金钱。因为有爱情，我梦想过有朝一日通过自己的奋斗用双倍的成功、双倍的金钱来使这份爱情圆满。现在壮志未酬，婚姻却要破裂了，我既伤心又恐惧。也许，正是这种压抑和恐惧导致了几年之后癌症的爆发，但是当时我全然不知，我咬着牙全部放弃，同意一旦和吉姆离婚，不要他的分文财产，分文不要他抚养。我毫不迟疑地在吉姆的律师起草的财产协议上签了字。

这个财产公证协议，我除了知道内容是要我放弃财产，文字我一个字也记不清楚。

走出公证处，我既心痛又轻松，想着到德国时我也是一无所有。如今，我和吉姆的那些存款单毫无关系了，那些存款单上都写着，如果吉姆去世，我是第一继承人，但我一点都不想当那个第一继承人，因为这竟然是和吉姆的死联系在一起。

我在一夜之间怀上了一个孩子，一个中国人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一个事故，而是我的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我是个敢于做决定的女人，而且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决定要孩子，就决定了别无选择地要和吉姆离婚。本来离婚双方都可以请律师，其目的当然是双方通过自己的律师维护各自的权益，如财产分配、抚养费等。由于我除了吉姆愿意给我的，我什么也不要，所以我连律师也不请了，任由吉姆的律师处理。多年以后，我的一位女友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她的离婚故事，她从事高雅艺术，喜欢自己的工作，但遗憾的是收入不高。她的丈夫，准确地说是前夫曾经做过房地产推销，推销得不错，他们家也就有了两套房，但是她高雅的情调渐渐和做房地产推销的丈夫不合拍了。尽管丈夫最后也放弃了房地产推销，考上了研究生，但是丈夫又成了没有收入的穷研究生，她有了一位更高雅的情人，和丈夫协议离婚了，她郑重地说，房产是一人一半分的，而她颇为同情丈夫，知道丈夫还有一些现金，就不提和丈夫分了。我很为女友叙述时优雅从容的风度吃惊，女友自己有了情人，房子是前夫当年推销房地产时收入高买的，现在前夫读研究生没有收入，对这些，女友似乎毫不自责。但是，我知道，从法律上讲，女友是无辜的、有道理的，尽管她有了情人，尽管是她要和丈夫离婚，但是他们婚姻中的财产还是共同的。至于我一贯的法则，我和吉姆离婚，却不和吉姆分财产，那其实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