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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期来临了。嘉文顺利地通过了补考，成了大三下的学生。他和可欣、湘怡，都在念大三。他们这一群里，只有纪远是念工的，也只有他是大四的学生。其他全属于文学院。嘉文念了西洋文学，胡如苇学的是经济。而嘉龄，她最特殊，高中毕业后就放弃了书本，用她自己高兴的方式来打发时间。杜沂对儿女的兴趣、志愿，全采取了顶开明的放任主义，何况，他从没有对嘉龄有过太高的期望，所以也就由她高兴去过日子，只希望在嘉文的婚事有一个交代之后，再给嘉龄物色一个好丈夫。

时间总是那样规则地、一分一秒地滑过去。每天日升日落，月转星移，缺乏变化的流动。但是，这一群年轻的孩子之间，却什么都不对头了！可欣自从那天晚上拒绝订婚之后，和嘉文间就变得尴尬而不自然。嘉文始终没弄清楚，可欣到底为什么抵死不肯订婚，这一点，杜沂和沈雅真也同样的困惑不解。但是，可欣消瘦了，苍白了，一日比一日沉默，也一日比一日憔悴。嘉文无法向她追问原因，也无法涉及婚姻这个题目和她谈话，只要他提起任何一个字，可欣失神的大眼睛里立刻会浮上一层泪影，用她那震颤的、凄苦无告的声调恳求地说：

“别问我！请你别谈这个！请你！”

嘉文只好把要谈的话又咽回去，他不能忍受可欣的眼泪。不过，当无人的时候，他会暴躁地拿茶杯和书本出气，把它们向墙上地上乱砸，烦恼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发狂地对空旷的房间喊：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于是，他也跟着可欣憔悴，跟着可欣消瘦，跟着可欣苍白。许多时候，他们两人默默相对，彼此都哀苦失据，惶惶然像一对丧家之犬。

嘉龄，她越来越不安于家居生活了，终日不见人影，偶尔在家的日子，也比嘉文和可欣好不了多少。嘉文和可欣都属于内向的人，有了烦恼和脾气向自己发泄。嘉龄却不同，有了烦恼专向别人发泄。阿珠和嘉文都成了她吵架的对象，连杜沂也免不了遭受女儿的埋怨和不满。整个杜宅，不知从何时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景气的气氛中。连那时时来做友谊拜访的胡如苇，也连带遭了殃，不是听到嘉文的唉声叹气，就是碰到嘉龄的横眉怒目。这位好脾气的青年也不常笑了，垮着他的一字眉，分担着杜家每一分子的烦恼——还要加上一份他自己的。

纪远回来了。这是一群人中变化最大的一个，黑了，瘦了，变得不爱理人了。毕业班的功课原来就重一些，他又在埋头做毕业论文，但这些，都不足以作他不理人的缘由。事实上，他空闲下来的时间还多得很，他把这些时间干脆利落地投进了舞厅和声色场所。他的女朋友本来就多，这一下更增加了一倍有余，经常，他带着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回到家里来，惹得房东老太太怒目以视。而他却带着满身酒气，扶着老太太的肩膀，嬉笑地说：

“阿婆，我原是个道地道地的坏蛋，你别希望我成为循规蹈矩的书生。”

这些话阿婆不见得听得懂，但她会摇着她那思想简单的脑袋，伤心着这无家的孩子的堕落。可是，她也原谅这些，只因为在她的生命中所遇到的男人，她的丈夫，她的儿子，也都有过酗酒和玩女人的阶段。她认为这是男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经过程，而用经验丰富的眼光，望着这男孩在善恶之间的挣扎。

纪远回来之后，几乎没有和嘉文正式见过面，他回避着嘉文，如果在学校里碰到了，他也总给他一副爱理不理的、阴阳怪气的面孔。说不到三句半话就找个借口溜走了。嘉文几次想和他深谈，谈谈可欣，谈谈他的烦恼，让纪远帮他拿拿主意，却苦无机会。一次，刚刚开口说了句：

“你知道可欣……”

纪远立刻打断他，匆促地说：

“我有个约会，必须走了！”

他仓促地避开，走得那样急，好像有火烧了他。剩下嘉文呆呆地站在那儿发愣。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嗒然若失地垂下头，无精打采地踢着地上的小石子，自言自语地说：

“未婚妻对你不好，朋友也都离开你了，杜嘉文，你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在这些人里面，只有郑湘怡显得最平静，最安详。她依然在兄嫂的冷言冷语下生活，依然过着穷苦而难挨的日子。对于周遭所有的人的变化，她都睁着对大大的、清澈的眸子，冷静地注视着。然后在自己的小日记本里，写下她的看法和感想：

“生命的本身就是挣扎和矛盾，上帝造人，比别的动物多造了一份灵性、智慧和感情。而这三件东西，就是使人类永远在挣扎和矛盾中翻滚和浮沉，无法解脱，无法快乐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