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第2/4页）

宫缩停止时，我睁眼看见素莉拿着托盘站在门口。“少奶奶要喝茶或是凉开水吗？”她问道。她的眼泡因睡眠不足而发肿，目光中闪着害怕的神色。

我接过凉开水呷了一口，便合上眼睛。过了一会儿，我梦到自己站在院门外的步道上，月光在睡袍上染了一层银辉。我要看看今晚是什么样的月亮，我告诉两个日本水兵。半月，一个水兵说着，举起步枪对准那半个惨白的月亮。另一半在哪儿？另一个士兵咯咯笑着，来回晃动他的枪，像是要打下另一半逃亡的月亮。不，我大叫，不要！我想抓他的手臂，却反被他擒住。这时我意识到，接生婆正在轻拍我的手，揉我的胳膊。

“少奶奶，”阿桂在门口说，“太太让我拿这个给你止痛。”她托着满满一盘吸鸦片的烟具。鸦片，中国人耻辱和虚弱之源。先是英国人，现在又是日本人强加给我们这些毒药。

“我不需要。”我倒抽一口气，疼痛再次来袭，像洪水一样升涨蔓延。我张开双腿，尽量凝神静气。

“很好，很好。”接生婆说道，“您跟乡下女人一样有韧性。孩子的头很快就能出来了。”

不久，阵痛变得几乎没有任何间歇。“用力！”王阿婆一遍遍大喊，“看到头了，用力！”不消她说，我的身体在自然而然地使劲。

“吸一口吧，孩子。”母亲的声音传来，“含着烟管深吸一口。好，再吸一口。”

“用力。用力。”

“再吸一口，孩子，再吸一口。”

我知道那是鸦片烟管，但已经顾不得了。我吸一口，用力推一次，再吸，再用力推。终于，身下传来响亮的啼哭声。

接生婆高高举着婴儿。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是个男孩。”她说。

“我知道。让我抱抱。”

“得先剪掉脐带，把他洗干净。”母亲说，“素莉，水凉了，再添些热水，用手肘试试温度。”

她们转身背对着我，围在我儿子的澡盆边。

我抬起手，“眼镜，谁把眼镜给我？”

儿子啼哭着，拍打着洗澡水。大家都欢天喜地。接生婆用一条毯子将他裹紧，递给母亲。母亲坐在扶手椅上，不知道她和椅子是怎么上的楼。“我的小佛爷。”她轻唤。

“母亲，”我说，尽管没人在听，“我想叫他阿州。”

婆婆站在一旁，像我一样，等着看这个孩子。按照习俗，我儿子是属于夫家的，是韩家人。我婆婆是他的嫡亲祖母。不过，比起富裕的母亲，婆婆是清贫的。“王阿婆，”我叫道，“孩子奶奶想抱抱孙子。”

我在旁边桌上一通乱摸，想找到眼镜，总算素莉跑过来帮了忙。我戴上眼镜，看到婆婆朝她手中的孙子微笑着。他脸朝着她，磨蹭着她的胸口。“他饿了。”婆婆说，走过来把他放到我怀里，“他想要妈妈。”

***

你儿子生来就是个小馋鬼，两星期后我在信中写道。这是我给聿明写的第六封信，他离开后，我每个月写一封。一封信一页纸，都折好叠放在桌上的红漆盒子里。我用最细的毛笔，最薄的纸，写蝇头小楷，这样一页纸才能装下一整个月的牵挂。他上次离开后就杳无音讯，而这些信证明了我对他还活着的信念。

我蘸了墨汁继续写，我刚把他抱在怀里，他就开始找吃的——砸吧着嘴，用小鼻子拱着我的皮肤。生出来才一个小时，他就把我两边的乳汁都喝了。他胃口太好了，我只得找个奶妈。

我希望聿明知道我这次的变化。产后我几乎立即就下床走动了，兴高采烈地洗了脸、梳了头、分好发线。要不是阿州胃口太好，我都可以自己喂他。照顾他是件快乐又自然的事——只不过，现在敌人正在海峡那一头，而且食物短缺，供给不足。我不像刚生了阿梅时那样疲惫，那样莫名其妙地难过愤怒。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不肯抱她、喂她。这次我发现了自我，我想告诉聿明，我不再是那个终日沉睡、不愿照顾孩子的女人了。

我放下墨锭，把光滑温润的毛管搁在雪白的瓷架上，饱蘸墨汁的兔毛笔头掭得很尖。我多么在乎他对我的看法！聿明，只有聿明，别无他人。一阵风吹得百叶窗嘎吱作响，清凉的海风正从11月的蔚蓝天空下悄然拂过。

我又提起笔。他让我好快乐，我写道。我想告诉聿明，在敌占时期找个奶水充足的奶妈有多难，我们的小儿子肚子一饿就气呼呼的，简直是只小老虎！我会假装呵斥他的急躁，却暗自为他的劲头儿高兴。让虚弱安逸的人去夸耀那些美德吧：温和、顺从、节制，还有谨慎。这些谦谦美德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小心翼翼唯命是从、恭恭敬敬听从使唤、皮笑肉不笑和新裁好的太阳旗？在我看来，那些汉奸们的所作所为，把这些美德变成了狗屎。而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勇气、忠诚、正义、希望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