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重庆(第3/5页)

车窗外晨风吹到脸上,吹得眼睛酸涩。

艾默转过脸,不让涩意在眼眶里蔓延。

外婆写下这一段的时候,还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刚刚与外公在前线举行简陋的婚礼,满怀喜悦盼着抗战胜利了回返重庆与曾外祖母团聚……却不知道,另一场手足相残、骨肉分离的悲剧已悄然迫近眉睫。

抗日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内战的枪声已打响——从那一天起,她和苏从远、章秋寒和赵任志、母亲和薛叔叔,就将被一道鸿沟从此隔绝在水火不容的两端。

当日章秋寒救下她,打算秘密送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却选择了留下。

便在那一刻,一念之间的决定,将此后数十年的命运彻底扭转。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是抗战最惨烈的时期,每一天都有无数中国军民为家为国殉难,许多原本在大后方安然求学的年轻学子毅然投笔从戎。心怀国仇家恨,难释亲人被害、自己受辱之仇的外婆,不愿以惨淡面目回到重庆,决然请求章秋寒让她留在延安,给她机会投身杀敌。

章秋寒同意了她的请求,带她远离是非,为她抹掉身份痕迹,换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取真名的谐音,改名叫“何玲”。知道何玲身份秘密的,便只有章秋寒和章秋寒的丈夫赵任志,以及后来的苏从远。

赵任志和章秋寒夫妇一直暗中保护何玲的安全和她身世的秘密,并由赵任志设法,冒着极大风险,将何玲的家信通过地下联络员传递回重庆,向霍沈念卿报平安。赵任志告知何玲,因不能暴露联络员的身份,书信可以设法传递出去,却无法接收她家人的回信,为了安全也不能透露她的行踪所在。

何玲深知章秋寒夫妇为保护自己所承担的巨大风险,自第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送出之后,再也没要求他们为她传信,此后所有书信都未寄出,只小心妥善地藏起来,成为艰苦孤寂岁月里唯一的慰藉,盼望胜利之日再回家与母亲团聚。

内战的爆发,截断了何玲的回家之路。

日本人侵占的时候,她可以孤身一人穿越封锁和战火,从日占区来到延安;然而当她不再只是一个人,身后有了新婚丈夫苏从远和待她有恩的章秋寒夫妇,他们的安危比横亘在眼前的战火鸿沟更难跨越——此时的何玲已是一个团级军官的妻子,若在那时逃离延安,苏从远也将因她背上通敌罪名,对于一直为她守护秘密的章秋寒夫妇更是莫大的灾难。

何玲不能走也不敢走。

归家团聚的希望,从一九四五年春天直至一九四九年春天,从盼望抗战胜利到盼望内战胜利,何玲只能一天天盼下去,等下去,等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她的信,还是没有机会寄出。她唯有从断断续续打听到的敌方情报里,得知一些关于薛晋铭的消息,算是间接知道母亲还好。直到一九四九年底,重庆解放,薛晋铭等官员搭乘飞机逃离时飞机坠毁的消息传来,据悉连同随行家属,飞机上的人员全部遇难。

赶回重庆的何玲,甚至连母亲的遗骨也无处找寻。寻到旧居处,也已是面目全非,变成一地狼藉废墟。

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章秋寒此时才愧悔地告诉她一个谎言的真相。

那封寄给母亲报平安的信,并没有真的寄出,章秋寒深知霍沈念卿的性情手段,唯恐她得知女儿下落,会不惜代价把何玲找到带走,就像当年以血淋淋的代价阻拦霍子谦的离去。

章秋寒不愿再冒一次死亡的风险,不敢信任几乎枪决了赵任志的薛晋铭,害怕因那封信引来薛晋铭的追查,连累整个地下联络系统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她私自销毁了信件,给了何玲一个可以安心的谎言。

这对何玲而言,意味着母亲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的下落,至死也是带着遗憾而去。

“我无法原谅这个谎言,无法原谅她,可是妈妈……我最最无法原谅的,是自己。”

这是外婆写给曾外祖母的最后一封信上的最后一句话。

到了站,艾默循着地址一路找去,穿过黄桷树夹道的大街,拐进一条曲曲折折的老巷子。初夏早晨的阳光从两侧高低楼房空隙间照进来,时而追逐脚下,时而藏入阴影。这是一个半新不旧的住宅区,新建的安居楼和待拆迁的平房混杂在一起,路旁商店这个时间大多还没开门,只有早点铺子门口摆着热腾腾的新出笼的点心,坐满忙碌的食客。

艾默数着门牌号,驻足在一座六层楼房门口。

应该就是这里了。

楼房没有电梯,沿着狭窄的楼道一层层爬上去,到顶楼便听见锵锵啷啷的锅碗瓢盆声,混杂着电视机里咿咿呀呀不知在唱什么的戏曲声和女人呵斥孩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