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邮差（8）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租界就被占领。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到处是军靴踩着水泥马路的声音。他们用铁丝网封锁了街道，然后开始挨家挨户抓人。他们把住在洋房里的外国人都赶到街上，再用卡车成群结队地拉进设在龙华的集中营。

布朗神父也在这些人中间，但他被关进了苏州河畔的那幢十三层的桥楼里。现在，那里是日本宪兵的司令部，是关押反日分子与间谍嫌疑人的地方。布朗神父连《圣经》都来不及拿上，就被两个日本兵拖出教堂。神父一个劲地说他是神职人员，他受上帝与罗马教廷的保护。日本士兵当场给了他一个耳光，说，八格。

一个星期后的礼拜天，仲良受命去跟新来的德国神父接头，发现那是个满头金发的中年人。他对仲良说他叫克鲁格。他还说现在的租界里除了日本人，只有拿德国护照的人才可以自由活动。他要求仲良像信任他的前任一样地信任他。仲良只是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来之前潘先生再三叮嘱过：这种时候谁也不能相信，尤其是一个德国人。

但是，克鲁格神父显得有点急切。圣诞节的午后，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他在教堂门口的大街上拦住仲良，一边画着十字，一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来忏悔了。

当天晚上，仲良跪在小德肋撒堂的忏悔室里，对克鲁格说，你不用急着找我，这不合规矩。克鲁格说就在下午的3时15分，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方面受降的是酒井隆中将。仲良说，这算不上情报，外面到处都在广播。

接下来会是新加坡，会是菲律宾。克鲁格说，我需要日本在东亚的任何信息，现在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给你什么情报由我的上级决定。仲良说，但你也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我知道。克鲁格在黑暗中叹了口气，忽然说昨天他受教会委托去看望了布朗神父，现在教会正通过意大利政府在与日本方面交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春天他就会回到罗马。克鲁格说，布朗神父向你问候。见仲良没出声，克鲁格又说，布朗神父告诉我，他是你父亲的朋友，他对你负有一份责任。

仲良一笑，说，对于一个关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来说，他有点高估自己了。

可我能做到。克鲁格说，如果你愿意，我有能力送你去美国，当然是在战争结束后。

仲良又一笑，说，那等我们都活到战争结束后再说吧。

布朗神父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特工，我相信他的眼光。克鲁格说，你要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只是个邮差。

You can be a gentleman，Mr Xu。

仲良沉吟了一下，站起身，也说了句英语：In this cage，you just call me a catfish。Pastor。

几天后，仲良在一家报馆的照排车间里见到了潘先生，当他详细说完了跟克鲁格的这次见面后，潘先生点了点头，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收买与拉拢。仲良说，我信不过这个克鲁格。

他也一样信不过我们，这是对你的考验。潘先生笑着把手搭在他的肩头，说，情报工作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我们一定要清醒，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天下午，潘先生在隆隆的机器声中第一次说了很多话。他从欧洲谈到亚洲，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从上海谈到南京，又从重庆谈到延安。最后，他对仲良得出结论——日本鬼子把战线拉得越长，他们离灭亡就越近。

潘先生的眼神是坚定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可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傍晚，他忽然敲开了仲良家的门。

这是潘先生第二次来到仲良家里。他穿着一身黄色的邮差制服，进了门也不说话，只是朝仲良点了下头。仲良让秀芬去外面转转。潘先生扭头看了眼关上的门，慢慢走到桌前，在秀芬常坐的位置坐下，说，给我盛碗饭，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原来，他负责的情报网在一天里面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日本宪兵正在全市大搜捕。潘先生放下碗筷，接过仲良递上的一杯水说，组织里出了叛徒。仲良问是谁？潘先生摇了摇头，没往下说。他慢慢把一整杯水都喝完了，才认真地看着仲良，让他仔细听好了，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包括与苏丽娜的联系。仲良又问，为什么？

潘先生说，不要问为什么，你的任务就是等待。

可仲良还是要问，等到什么时候？

潘先生想了想，说，组织上很快会派人跟你联络的。

说完，潘先生起身走了，消失在夜色里，仲良却始终没有等来组织上的联络人。两个多月过去了，租界里每天都有枪声响起，不是有人被日本行刑队枪毙，就是有人被中国特工暗杀。仲良像个垂暮的老人，一到晚上就坐在家里那张八仙桌前练书法。秀芬如果不出去执行任务，就坐在对面陪着他，一边绣着她的枕套。有一天深夜，仲良忽然停下笔，抬头望着秀芬，说，组织上是不是不信任我？他们怎么还不来联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