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7/25页）

李益不得不叹服道：“对！老千岁究竟是疆场名将，他的话弥足发人深思。我的行事不但是在冒险，而也是在冒大险，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不但会把自己的命赔上，且还会导致极大的漏失，所以我虽然在河西侥幸得手，却不敢再多事进取，殿下要我乘势多进几个地方我也力加婉辞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能力……”

太子笑道：“先前我接到你辞谢的信函，心里还有点怪你，可是经过郭老令公的一番解释后，我才明白，也才未曾对你多作要求。”

李益心头又是一惊，这时他才深知为人处事之难，以及人心难测，当他拒绝了太子的密请，对河西附近的一些藩镇加以并吞时，倒不是顾忌到什么险不险，因为他行事一向就是在冒险中，手头并没有真正的实力。

李益不肯一战，他是怕树仇太多，将来在朝廷里处处受击，李益的志在庙堂而不在疆场，他就不想自己有太多的政敌，这个原因当然不能说出来，但他例举的理由却很充份，说自己无权动令将师。

目前跟他们只是利害之交往，如果对方不欲战而强以战，则是大损其利，一定不会同意的，那样一来连早先建立的一点关系都难以维持了。

这有两种原因，第一，李益是借此解释自己对那些将帅并没有绝对的控制之力，以免遭受猜忌。

第二点，他也间接地说明了要控制一个地方，用兵是下下之策，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兵不血刃，旁敲侧击，找出对方的弱点所在，或是利害相关之机，用心不为不苦，而且也是在为太子打算，可是却没有得到太子的满意。

至少在太子的心中，还是认为自己在有意藏私弄权，唯恐动摇根本而不愿意轻启战端。

幸亏汾阳王对自己很照顾，他那番理论固为有理，但郭汾阳用兵就是专门走险，为正法所不取。

有一次他只以五千人，面对敌方六万大军，对垒之地又是在平阳无险可守之地，这一仗没有打，几乎就已经注定了胜负，谁都没有认为郭子仪能胜。

连对方的主帅都如此肯定，所以布下营后，根本没把郭军放在眼中，通令传檄，限他在十二个时辰内，率众投降，否则一过限期，立挥大军进迫，鸡犬不留。

那正是讨史思明余部时，大家把投降的兵用来驱作前部，以阻对方的乱箭，所以死伤最烈。

郭子仪得到檄令之后，最好的办法是退却逃走，可是郭子仪没有退，他召集了一些将校，对他们晓谕道：“败退为临阵脱逃，你我身为将帅，都是死罪，投降则多活几天，到了敌阵，下次被驱作前部也是死，目前大势对我们是死多于生，只有一个死里求生的办法，就是向前攻。”

向前攻说来只是三个字，但谈何容易，以五千对六万之师，几乎也一定是死，但是郭子仪有办法他悄悄地带了一小半的人进行突袭，然后又叫一部份人绕过敌营，用树枝拖在马后。扬着骑尘，好象有千军万马来攻一般，传找几个身手矫捷的军士，穿上散兵的衣服，冒充敌军巡逻，在敌方的粮草营里放起火来。

三管齐下，同时发动，声势还真惊人。

敌军在仓促之间，既获急报，说有大批唐军来援，然后又知道了郭子仪前来突袭，以为郭子仪跟友军联络好了，前后来夹攻的，不敢迎战，仓猝溃散。

这是郭子仪最得意的一战，也是成名的一战，然而胜机全得于一个险字，而且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再，也不足以为法，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战役很多，郭子仪因而作了一番用兵的心得，藏在家中，秘遗子孙，李益是早年在郭威那儿看过的，大意无非是要后人不可死守兵法，要懂得活用，用时势来制宜，而且最标榜的就是一个“险”字。

说他一生勋业，全是得之于“险”。

一个持这种论调的人，对于李益在河西的作法，应该是大加激赏才对，何以会对他横加贬词呢？

可是李益心中却充满了感激，知道这位老元戎是为他远祸免灾，消除人主对他的猜疑。

在郑州时，他也接到过郭汾阳的密函，也是叫他善自警惕，因为他的成就太辉煌了，以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竟能将强兵顽将在短短的时日中，控制于掌把之中，这是一项空前的创举。

以此类推，天下在握也并非难事，怎会不遭人主之忌呢？所以他建议李益最好是调任京官，跟太子多接近。把一切都公开，这才是避祸之道。

现在他还能有一点左右的力量，当为李益尽最大的力，刚接到信时。李益还笑他胆子太小。被人陷害得怕了，自己可不会那么胆小，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看起来，这位老元戎不但军事经验丰富，对做人为官之道，也已深得个中三昧，难怪他能荣膺王爵，备受天子敬重，誉为人臣之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