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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难理解，宋代的所有农民起义，都是有宗教背景的。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宣和二年的方腊起义、建炎四年的王宗石起义和同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而无论方腊、王宗石还是钟相，都是地地道道的摩尼教徒。我在《冰霜谱》中将这三个人设定为明教教主和左右光明使，并不是信口开河。

　　在《冰霜谱》正传第一部《潇湘雨意》和外传《故剑情深》（实际上是前传）之间，有大约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这二十年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明教六名护教法王死在黄裳手中。这位黄裳，正是金老爷子笔下《九阴真经》的作者。

　　关于黄裳其人，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是著名词人陆游在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写的一个关于明教的条陈（奏折）。全文如下：“……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务加以严惩，多张晓示，限期自首，限满悬赏搜捕，焚毁经文版印，流放传写刊印明教等妖妄经文者。”

　　金老爷子语焉不详，只说黄裳是文官，因监雕《万寿道藏》而得悟上乘道家武功，却没有写明黄裳做的什么官。所以后来谈到黄裳带兵围剿治下的明教教徒，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在一般人想来，既然监雕道藏，那么多半是翰林学士或者礼部官员，怎么会带兵打仗呢？但是看到陆游的奏折，这位黄裳原来乃是福州知州，那么就比较好理解了。原来黄裳讨伐明教的战役，并不是发生在宣和二年的方腊起义时，而是在那之前，也许是政和年间的小规模的战役。所出动的大概也不是正规军，而是地方上的乡勇、团练之类，自然不是明教的对手。不过说到武功什么的，黄裳既然精通《九阴真经》，武功当不在天师派虚靖天师、大内真人林灵素、变态怪人支离疏之下，只怕明教之中，只曾埋玉、王宗石、吕师囊和方腊本人尚可与之一战，寻常法王自然不是对手。由于这位黄裳不久就被武林正派围攻退隐，没来得及和真正的超一流高手较量。等到四十年后出山时，连秦渐辛都死了快二十年了，林重也已经五十岁，早就破了童子功。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若方腊亲自出手，同黄裳较量一番，倒是精彩。我个人认为方腊在武功上略逊一筹，但当真动手，黄裳必死无疑。

　　方腊起兵江南，将湖广的钟相作为一支伏兵，暂且没有发动。十年之后，王宗石、钟相先后起兵，都是不久即败亡。这些情节，在《潇湘雨意》中占据了很大篇幅。主要情节基本按照《中国通史》中的记载而敷衍。

　　钟相，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在起义前的二十多年，他利用“左道”（可能是摩尼教）为农民治病，联络群众。他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并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的心腹裴宥、刘衡、杨钦、杨么等，吸收当地“困于赋役”的人“入法”。参加者络绎不绝。北宋末，钟相曾派其子钟子昂率领信徒三百人“勤王”，参加抗金，但中途被解散回乡。在《潇湘雨意》中，秦渐辛与被迫解散回湖广的钟昂相遇，义结金兰，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工作。“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就出自他的创意。

　　在我的设定中，钟相原本是铁掌帮的大弟子，一开始并不是正式的明教教徒，但是却自幼信仰明教。对宗教而言，组织和信仰是两码事。有时候，真正有信仰的，反而是组织以外的人。而钟相的败因，也与他对宗教的虔诚有关。史载：钟相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这样一来，等于把整个社会的基层组织都破坏了，尤其是和其他宗教信徒以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结下来深仇，孤立了自己。何况明教在中土流传，早就不可避免的与佛教、道教合流，从而完成了本土化。钟相却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强调宗教的排他性，首当其冲的就是白莲宗领袖净土莲花王仇释之，因为不肯放弃三种教徒的身份而被钟相清洗。这一举动不但让秦渐辛大失所望，更让隐居南少林的弥勒宗领袖摩诃梵王方七佛感到唇亡齿寒。明教内几大巨头的博弈愈演愈烈，加上代表本土宗教的天师派大举进犯，到最后连方腊也控制不住局面了。《潇湘雨意》的结尾，明教领导权落在大圣天王杨幺手里，实际上是信仰淡漠的务实派，或者说机会主义者的胜利。明教夺取天下的梦想，至此基本上破灭。杨幺在洞庭湖的基业，不过是个偏安之局。秦渐辛推荐杨再兴自代，自己抽身远离。因为他是和方腊一样的理想主义者，留在现实的杨幺身边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