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第10/13页）

　　但是，摩尼教经常被指斥为鼓动叛乱的邪教。北宋太平兴国间（980）撰写的《僧史略》把梁贞明六年（920）陈州毋乙叛乱以及后唐、石晋（923－946）时的相关叛乱归罪於末尼党类。宣和二年方腊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统治者大为震惊，严厉镇压各种宗教结社，重立禁约，止绝江浙"吃菜事魔"之徒，连带根究温州明教，毁拆其斋堂，惩办为首之人，悬赏奖励告发。明教徒的特点是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星期天）聚集侍者、听者等，所念经文及画像有《证明经》、《图经》、《日光偈》、《广大忏》、《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四天王帧》等，多引尔时明尊之事。

　　南宋时，有的道教徒不甚分得清楚吃菜灭魔与明教的关系，道士白玉蟾（约1215）的学生问他，乡间多有吃菜持斋以事明教，谓之灭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遗教，然耶？否耶？白玉蟾告诉其学生一些明教的教义，大要在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但是没有分辨吃菜灭魔与明教的异同。有的佛教史家把明教与吃菜事魔联系在一起。1265年撰写的《佛祖统纪》引述洪迈（1123－1202）《夷坚志》说：吃菜事魔，三山（福州）尤炽，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又名末摩尼。其经名二宗三际，其持修者，正午一食，以七时作礼。有的官员常把明教与其他宗教结社并列，视之为邪教。陆游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写的条对状中写道：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即摩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1111－1118）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陆游称，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要求加以严惩，多张晓示，限期自首，限满悬赏搜捕，焚毁经文版印，流放传写刊印明教等妖妄经文者。

　　元代在泉州设有管理明教和秦教（当即景教）的管领。马可波罗及叔叔1292年到达福州时遇到的一个当地无名教派可能是摩尼教团。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曾下诏并立法禁止各种异端信仰，其中包括牟尼明尊教（即摩尼教）。浙江按察司佥事熊鼎以大明教瞽俗眩世，且名犯国号，奏请没收其财产而驱其众为民。明太祖可能因为这道奏折，嫌明教教门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因得置之不问。尽管清律、安南律都因袭明律，继续禁止牟尼明尊教，但是，有清一代和安南地方未必真正有摩尼教徒的活动了。

　　 黄裳、方腊、钟相

　　我写作《冰霜谱》的时候，有意识的沿用了金老爷子的一些关于武功和武林格局的设定。金老爷子的历史水准，是历史爱好者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他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其相当程度的阅读量，更由于他在材料的取舍、裁剪、组织方面的天才，从而在他笔下形成一个自恰的虚拟体系。沿用这一体系，比起自己重构新的体系，难度无疑小得多。

　　有宋一代，经济发达，政治开明，军事技术也是世界第一。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北宋政和二年的人均农作物生产量是1997年的三倍，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进程中。主要货币单位不是铜币，而是金银等贵金属，甚至出现了早期的纸币和汇票。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种遏制，其目的在于克服商业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构松散化，限制信贷活动和人口流动，加强政权的组织力以应付国防上的困境。对于变法的得失，是个很难作结论的问题。从长远看，自然是历史的反动。但由于中华文明一贯性政治相对于经济极端早熟，这种对新经济模式的遏制，未尝不是一种正确的手段。当然，这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谈论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由于宋代实际上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社会形态。绝大多数民众能够免于物质匮乏，禁军的半福利化吸纳了灾年的大量饥民。文官考试制度的成熟使阶层流动渠道保持畅通无阻，社会精英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自身地位的改善。我们知道，改朝换代有两大要素：大批民众无法获得生存权；社会精英无法以合法方式改善自身地位。而在宋代，这两大要素都不存在。因此，宋代的社会结构相当稳定，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跨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要发动的起义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宗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