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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某个时分，日军开始入侵鼓浪屿。按国际日期变更线计算，我们那里是12月8日。在婆婆去世一年之后。我们大部分人隐约感到事态有变时，日军已经登上鼓浪屿，开始从码头向闹市区进军。我在睡梦中被什么声音吵醒，于是下了床，踮起脚尖穿过房间，打开窗户。起初，巷子里和邻近的宅子看起来出奇地宁静，仿佛所有人都在聆听动静。接着，日本人行动的声响开始逐步扩散开来，穿越房屋、树木、围墙和山丘，到达我们所在的位置时，声音已然变形，与其说是听得到，倒更像是感觉得到：时断时续的船只引擎声、低沉的叫喊声、军靴跑步时发出的咔嗒嗒声，还有枪支开火的声音。

谁能来救我们？我心事重重地披上衣褂。或许，美国会派海军，或者，英国会派一艘军舰。我踏着软底布鞋，急匆匆地下了楼，直觉告诉我，这次不会有救兵了。

阿州已经在母亲房中，哆嗦着站在床边。“你看看。”我一推开房门，母亲就忍不住说，“他冻得小脸儿发白也不敢爬上来。”

我没答话。要是几天前，我会嗔怪阿州大半夜跑到母亲床边，会告诉他，三岁是大孩子了，不能再跟外婆睡。即使现在我也没改变想法。“怪不得呢。”我说着抱起阿州，捏捏他的脚趾头，“他连鞋子都没穿。”

母亲叹息一声，“你帮我起床吧。”

母亲的手臂跟阿州的脚一样冰凉，但我们并不想关上窗户。“今天一大早，日本人把一艘英国炮艇给炸了。”我探身到床下拿缎子鞋时母亲说，“炮艇泊在上海黄浦江上。阿桂几分钟前刚把报纸拿给我。”

也许是偶然事件罢，我若有所思地把拖鞋套在她变形的小脚上。日寇炸毁黄浦江上一艘炮艇，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对所有的公共租界区下手。

“还有一艘美国炮艇。”她边说我边搀扶她下床，“美国人根本没反击。”

“您说在上海？”

母亲点点头。

我不敢相信。从何时起日本人变得如此猖狂，美国人和英国人变得如此无能？我把屏风打开，好让母亲在后面更衣，她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装没听见。她行事不拘小节，不忌讳年幼天真的阿州，我不行。他可不再是婴儿了。然后，她跟平常一样，开始晨起的深呼吸锻炼，随着每次吐纳气息，她举起双臂再用力放下。

“出什么事了，妈妈？”阿州问道，他冰凉的小脚趾曲一下，张一下。

“今天，阿州，你一定要当个大孩子。”

“好的，妈妈。”他不再活动脚趾，勇敢地在母亲椅中坐直。

“要听我的话。还有外婆的话。”我补充着，“记住，你是国军军官的儿子。”我转身扶稳母亲，她的小脚支撑不住，身体摇晃着。

“把我的夹袄拿来就好。”她说，“我要穿上。”

我正帮母亲扣上夹袄时，素莉闯了进来，腰间抵着一个茶盘。“鬼子开进了上海的外国租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桂让我跟您说一声。”

有一刹那间，我感到一阵释然——我想大概是释然于这么多年的焦虑和恐惧都终结了。我们无须再担心失去自由和安全，因为它们行将失去。透过半开的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在雾气氤氲中，枝丫树叶和院墙宅门互相掩映着，被窗棂和门框构画成利落的四方图景。窗外光秃秃的树上，依然垂着去年留下来的豆荚，已经发黑扭曲。树枝将景色切割成更小的画面，在四方构图中，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网状。一缕晨雾在巷中飘浮着。这雾霭清高如许，遮不住我家砖块的凿痕，掩不住蔓上柱子的苔藓，在林宅围墙四周盘旋，朦胧了它的瑕疵。沦陷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艰难吧？厦门、北平、南京和武汉这些沦陷城市，大家不都是在苦熬着吗？

素莉的尖嗓门打破了我的沉思。左邻家的佣人阿静听右邻家的洗衣嫂说，日本人已经进了上海。“她的主人，要不就是别家主人，从无线电里听到的。”和其他几乎从未见识过无线电的人一样，素莉对来自无线电的任何消息都敬畏有加。她开始给我们倒茶，然后又停了下来。“啊，太太！他们没办法把坦克和卡车开上鼓浪屿，是吗？”

“是的。”母亲安慰着她，“菩萨保佑，我们这里的巷子很窄。”

“菩萨保佑。”阿州跟着学。

素莉端起茶壶，茶水旋转着注入茶杯，汤色金黄，好似英国女人的发辫。我盼望，菩萨能多多保佑！

鼓浪屿沦陷的第一天，没人强制我们开门迎接侵略军，但他们无处不在。早餐的米粥还没烧热，日本人已在岛上到处横行，宣示他们刚刚夺取的控制权，以及为中国建立的所谓“新秩序”。第一队经过我家的日本兵，每隔几百米就停下来。其中一个人操着破烂的中文对扩音器叫嚣道，来自旭日之国的勇士正把我们从英美帝国主义手下解救出来，并且，鼓浪屿从今天开始，将进入一个崭新纪元，将与兄弟邻邦日本携手并进。他对我们进行精神喊话的同时，其他日本兵则举着大字报。他们在我家对街墙上刷上标语，宣称“亚洲人的亚洲”。更远处另外一条标语则吹嘘着日本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一切西方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