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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日子里，纵然聿明没有音讯，纵然我们看到日本女人在集市里点头哈腰，生活貌似没有大的改变。甚至，连囤积应急用品的做法也似曾相识，与台风肆虐前的准备并无明显区别。当然在电台报纸上也听到、读到敌机轰炸和一些坏消息，但一切看来遥远得很。

虽说我不清楚母亲能否预测局势变化，但她已经开始筹划着保全自己的财产了。她请律师在伦敦、纽约和多伦多开了账户，然后派我去银行按她指定的金额汇款。

到了四月的第三个星期，母亲手里的大部分钱都安全汇出了国，然后她着手进行下一步：埋金子。一天晚饭过后，她把阿桂、素莉还有我叫到她房间，告诉我们她想在后院挖坑的地点。“要挖到你一条胳臂加两只手那么深。”她叮嘱道，“记住，千万别跟其他人提你们办的事。”她嘱咐她们，务必要等到黑夜，而且干活时不能出声。她们离开后，她交代了我的任务。我要用厚棉布和结实的布绳缝制布袋，每袋装20个金币，再把装满金币的布袋分别用锡铁盒装好，亲眼看金子埋妥。

第一天晚上，月黑夜凉。我摸索着走到院子当中，女佣们已经等在那里。“少奶奶，”阿桂握住我的手低声说，“素莉觉得应该在靠墙那一头的角落挖。我说要在晾衣绳下面挖第一个坑。”

我努力回想白天的院子，想着掩埋物件会不会留下痕迹。鼓浪屿多石，不能等到挖下去才知道挖不动。“先用几根竹竿探探地面。”我小声说。她们找来靠在菜园篱笆上的几根竿子和一个木槌。试探几次，折坏几根竹竿后，我们找到第一处开始挖洞。挖好后，素莉把我给的锡铁盒丢下去，她和阿桂掩好土。我们把土踩踩实，开始找下一处。

第二天早上，我在地图上标出位置，写了一个对句，描述埋金子的地点，然后她们在翻动过的地方洒上沙土石子。一晚上挖两个洞，不到两个星期就大功告成。我补了最后一个对句。和母亲一起熟记后销毁地图。

时间刚好。只过了几天，我们就近距离感受到敌人来势汹汹。当时我、阿梅、奶妈宝萍正在美国领馆附近，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飞机从东南方渐渐逼近，飞得很低，我能清楚看到机翼上印着太阳旗。

“会飞的船！会飞的船！”阿梅叫起来。

“是红眼睛飞机。”宝萍对阿梅说，又教会她一个新词。

“红眼睛，红眼睛。”阿梅哼着，旋转的裙子像张开的太阳伞。

突然间，其中一架飞机开始下降。飞到我们正上方时，它悬停着扔出一些东西，像片片纸屑一样在风中飘散。“我的……它，我的。”阿梅尖声叫着，伸出手去接一张飞舞的黄纸片。

我一把抓走。纸片跟日本浪人和汉奸们站在街角散发的传单一样，都是欺骗好人的鬼话。传单上印着粗体字，叫嚣着王道乐土、共存共荣、友善邻邦。我撕掉传单，扔向空中，无心再阻止阿梅去追赶已经没了杀伤力的碎纸片。

***

第一轮轰炸开始时，我睡得正熟。听到声音，我起床冲向窗边，用力把门窗都打开。红色闪光穿破黑夜天际，伴随着一连串刺耳呼啸，一声接着一声的轰隆巨响。我看不到轰炸的地点，窗户的方向不对。我冲向婆婆的房间，见她已站在窗口。

“你看。”她边说，边指着吴丹本家的房子，那里原本是母亲最初帮我选定的婆家，吴丹本差点成为我的公公。在照耀着云朵的闪烁亮光中，我们看到，吴家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全部爬上了屋顶。

“笨蛋。”我喃喃道。

婆婆摇摇头，“他们连孩子都带上了。”

我们翘首看向房屋和树林，张望着爆炸发出的耀眼光线，炸弹好像落在了厦门城外，靠近厦门炮台的某处。

“少奶……韩太……快……”素莉在楼梯上叫我们，话音在爆炸声中断断续续。

“你去吧。”婆婆说道，“我要穿好袍子。”

“我喊得嗓子都哑了。”母亲一看到我就说。她坐在床上，阿梅在一旁，奶妈俯身靠在床上拉住阿梅的小手。“你婆婆人在哪里？”

“过来了。”

“素莉，去接她。”

母亲房中的百叶窗关着，但炮声依然清晰可闻。我抬头看到婆婆迟疑地站在门口。

“快请，韩太太。别拘礼了。”她挥挥手道，“请进来吧。”

又一枚炮弹炸开，响声更大。我忙一缩头，再抬头时看到阿梅一头躲进母亲怀里。

“日本人还没打到这里。”母亲说，“现在决定还为时不晚。”

我把窗户开了条缝。“什么？”我转过来，冲她直皱眉。“假如您说的是逃难，这事去年夏天北平沦陷后我们不就商量过了。”连聿明也赞同我们留下。鼓浪屿上住着这么多欧美人，日本人要打进来的话就太猖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