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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压顶，一阵狂风吹乱我的头发。我把发丝向后拢了拢，电闪雷鸣中，我眼见着聿明登上渡船——他举起的手、他挺直的鼻梁、他军装下的枪套。我不停地挥手。他终于走了，我开始回头，拖曳着脚步，继而奔跑起来。我离他越来越远，一直跑过山坡，经过一家家金属卷门紧闭的商店。走了。又走了。我放慢脚步，喘着气。一束灯光照进巷子，起得最早的店家正吱吱呀呀地拉起店门。

突然下起了雨，豆大的冰冷雨点打在我头上和肩上，转瞬暴雨如注。到家时，我已经浑身湿透，脸上流淌的泪水被倾盆大雨冲刷殆尽。

雨下了一整天，水从屋顶的瓦片上倾泻下来，溅落在石子路上。雷声滚滚，我去盘点应急存货时，在储藏室里也感到震耳欲聋。盘点结束，雨还在下，我便将针线篮拿到客厅。从篮子里翻出聿明的一只袜子，握着它在脸上贴了一会，然后拿出缝补球做起活计。我不会像旧时闺秀那样倚窗绣枕，但我可以把他的破袜子缝补好。

补好的袜子看起来簇新。我用手指试了试后跟和脚趾，然后放在旁边桌子上。我叹口气，又翻了一遍篮子，找到双千层底，大小正适合母亲缠过的小脚。聿明告诉我，因为没有布，婆婆曾用报纸给他的鞋做衬里。下雨天报纸泡烂变成泥糊，晚上婆婆只好往鞋子里重新塞进干报纸。聿明的父亲过世后，西瓜头这样对待他们母子，实在令人不耻！

我挑了根针，但一想到要在千层底边纳上无数个小针眼，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我把千层底扔回篮子，走到窗边，注视着这个嘈杂又安静的世界，嘀嘀嗒嗒的雨、光滑的石子路、垂落的树枝。我该怎么做？一个女人该怎样等待丈夫？敌人尚未到来，爱国志士该如何抗争？我透过雨水蜿蜒流动的窗户，向这个世界寻找答案。

我一无所获，于是坐回椅子上，重新拿起给母亲做鞋的千层底和棉衬里，穿针引线，尽我所能，纳出最细、最密的针脚。

下午，我陪阿梅玩耍，朗读诗集，练习书法。除此之外，我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天气还能做些什么？

夜里，我蜷在床上听着雨声。我们相聚的时间多么短暂：只有一天，他便又离开了，他那一侧的床铺如从前一样冰凉。实际只有半天。我抱着双膝，回想因为去寺庙而错失的几小时。这么久，足以让阿桂和素莉做出六道菜，足以让大家对我恼火抓狂。我到底在想什么，明明知道聿明随时可能回来却还到处乱跑？

我辗转反侧，手臂甩到被子外。我真傻到了家！我不该出去的。我踢掉被子，手心贴在小腹上，胎儿还只有坚果般大小，没有任何动静。等聿明下月回来时，他会长大一点，聿明用手可以感受到胎儿的动作。下一回的情形会好些。聿明回来时会万事齐备的。

我又翻了次身。雷声在大地上轰隆，像遥远的炸弹在我胸口回响。睡意令我四肢瘫软，思绪却依然活跃。我从炸弹想到李军长，以及他劝服聿明入伍的谜团。聿明不是已经间接参与战事了吗？军队不是需要像西门子公司修建的那些道路、铁路、电力和桥梁吗？李军长究竟说了什么？而聿明又为什么不能解释给我听？倦意涌了上来，我只知道他离我很远，越来越远。

第二天早上，伤感的情绪荡然无存。阳光从窗户洒进来，鸟雀在鸣唱，空气里有橘花香。好吧，我对自己说，他答应一定会回来，而我们在这小岛上亦性命无忧，何不尽情享受呢？我穿上宽松的裤子和外套，跑出去追赶阿桂，她已经出门前往市场了。

自我出生起，阿桂就在我们家了。她以前是我的奶妈，后来成为保姆。她丈夫在世时，她和女儿也一直住在我们家。后来女儿远嫁，阿桂每年只能去探望两次，便把所有母爱倾注在了我身上。

早市生意一如往常地繁忙。主妇和厨子摩肩擦蹱，搜寻着菜品，有的闻闻甜瓜，有的掰开鱼鳃看新不新鲜。我和阿桂买了一串指头大的小米蕉。我们俯身去嗅柠檬和青柠。我们还站在贩卖活鱿鱼的摊铺前，看墨点抖动和颜色变化。价格很贵，但我们还是一如往常地买了些，够做一小盘菜。

鱿鱼和虾子的摊位旁，有两个脚踩木屐、身穿和服的女人，彼此在行90度鞠躬礼。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也就是日本浪人，一方面公然纵容走私，另一方面指使汉奸走狗在街头巷尾不断散播“王道乐土”的谎言，自己却在阴暗处窥视。住在公共租界的日本妇女通常会让女佣到市场来采买物品。为何她们今天会在这儿？鞠着躬、挡住别人去路、捂嘴讪笑、伸指对海鲜评头论足？而此时此刻，她们国家的军队正在空袭我国城市、杀戮奸淫我国人民。更有甚者，我的丈夫在拼命，有的小贩却在售卖着5块一份的日本白糖和8块一份的中国白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