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遗症

要向人造人体器官这样精密而且必须具有尖端技术的医学领域挑战，是必须克服好多横在中间的难题，是一件绝非简单容易的事情。

譬如说，外科领域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便是发明了某种新的医疗方法，怎样在人体上得到实际的应用。

当然，一种新的方法产生了，一段期间首先是在动物身上试验，待到成熟了，确信安全了才正式在人身上应用。但这是个慎重再慎重的工作，无论怎样小心谨慎，动物与人到底是有些不同的，所以还会发生一些意外和不可预测的事故。

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特别是外科医学，为了向新的治疗高度挺进，其间有一些患者做出牺牲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严重的肺结核患者都采用手术治疗，当时这种切除结核病灶的手术是十分危险的，平均三人中便会有一人失败而导致死亡。但过了十年，到了七十年代，失败的概率便下降至十分之一以下，再到了八十年代，结核病患者就根本不用动手术了。

当然，手术水平显著地提高，是离不开麻醉术后护理以及输血等辅助医疗技术的相应提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外科医学水平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么，为外科医学水平的提高，在一项技术还没非常完善之际，遭受不幸的病人，他们的功劳，应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他们是为了医学的进步，贡献了自己宝贵生命的人！

当然，的确他们如不接受手术，也许就不能恢复健康。对他们来说，无非是重病之身，是选择苟且偷生，还是冒险治疗，重获新生。

从这个意义看问题，也许我的看法有些偏颇，这些遭受不幸的牺牲者也许只能怪他们生不逢时、命运不济了。

但是，作为外科医生，是绝对不允许对这些牺牲者心安理得的！

因为在某种手术还处于实验阶段，肯接受这种手术的病人，对医生来说，是最可靠的人，是肯与医生一起向医学高峰攀登的最勇敢的挑战者，所以，医生应该为他们的勇气而感动，应该绝不让他们作无谓的牺牲。

譬如说，六十年代结核手术水平未臻完善之际，为此牺牲者达一千人，而由于他们牺牲，积累了经验，结果使十万人得救。

这种情况下，作为医生也许会以一千比十万，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错。

然而，这只是仅仅从数字上看问题而已！

一千对十万，孰多孰少是一目了然，然而人的生命是不能用数字来表示的，一千名的牺牲者这代价太大了，即使拯救了十万人的生命，也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这种意见，也许看上去十分人道。但又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拘泥于一千人的生命，结果显然是十万人的生命不能得救，这一千人本身当然也含在其中，而且医学的进步也永远得不到实现。

这两种意见，孰是孰非，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何去何从呢？

这当然是分为两派的。一派认为即使牺牲一千人也应果断地前行，一派认为应该避免牺牲，利用已知的治疗技术，进行保守的疗法。

很明显，前者往往容易发生危险，还会承受世人的非难，但他们却能为病人最终找到一个彻底治愈的方法；后者虽说暂时完全可靠，但结果还是一事无成，于病家一无所益。

在日本的医生中，后者的类型是占绝大多数的，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社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价值观念和喜欢模仿的民族性而决定的吧。再进一步说，那些媒体宣传与舆论的推波助澜也是有着不可否定的关系的。

当然，新生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的，有些新生事物产生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也是不能令人忽视的。

不管怎么说，人体器官移植和人造器官这种十分周密技术的手术水平提高，是会伤害不少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时也会受到社会及舆论的抨击与非难的。尽管如此，还是知难而进者是要有着相当的勇气、信念及精神力量的。

现在去看一下站在外科医学领域最尖端地位上的，绝大多数是美国医生，其次是欧洲，再其次是澳大利亚的医生们。

当然，日本的医生也是有的，但大多数只是在著名的美国医生手下当助手或学生，这其实是日本医生大大落后于时代的一个原因。

这一次全美人造脏器学会上，发表引人注目的新成果的几乎全是美国学者。

其中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医科大学的沙蒙·海利斯教授发表的治疗变形性股关节炎晚期患者的“大范围人工股关节置换术”和圣迭戈心血管研究所的伊沙贝罗·简特教授发表的治疗脏器器质性病变患者的“完全人工脏器置换术”这两例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