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不去的故乡 三姐小事（第2/4页）

我跟弟弟坐在桌前，不敢吱声。

“那抓阄吧。”妈妈最后建议道。

“人要认命，一切都是自己的造化。”母亲叹着气。

她将三张画了“√”和“×”的纸条折叠起来，打乱，让我们自己抓。

“谁抓到‘×’，谁这学期就赊账。”

我们屏住呼吸，每个人拿起一张。

弟弟心急，先拆开，是“√”。他把纸条拿到天上举着，哈哈笑着。他以为正在做的这件事有趣、好玩，根本不知道严重性。

三姐也随即打开纸条，她看了我一眼，脸色一沉，说：“算了，还是我，都是命。”

她带着纸条，跑出去哭了一场，回来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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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交一半学费，可以进教室上课，但没有书本。因为没钱交学费，她整个学期都没有教材。

每次上课，同桌的女孩子又不跟她共享，她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有时被点名起来回答问题，也不知道如何作答。再聪明的脑袋也经不起这么折腾。语文还能有点基础，数学成绩却越来越差。

这种落魄一直持续到她小学毕业。每学期，不用父母亲提，她自动承担着。

母亲去村民家里找过教材，没人愿意借给我家用，家长们都说自己孩子以后还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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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时，我的成绩突然好起来，有机会能去镇上参加数学竞赛。能进奥赛班的学生，脑袋都比较聪明。为此，我一直沾沾自喜，在全家人面前炫耀。三姐在一旁表情冷冰冰的。

奥数竞赛实行淘汰制，100个学生中最后再选出5人，代表学校去镇上比赛。我在20强绝杀中惨遭淘汰，没好意思跟家人说。

决赛那天，父母亲在饭桌上问起哪天比赛，有没有把握进决赛时，我支支吾吾地说：“有的。”三姐心直口快，当场拆穿我：“瞎说，今天就是决赛了。”

我脸色难看，骂了句：“关你屁事。”

说完愤而离桌，躲在家里四壁透风的废旧隔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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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正值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我穿了件衬衫在里面冻到凌晨。母亲找到我时，我全身颤抖嘴唇发紫。

第二天我就生了一场大病，父母亲轮流骑着自行车，冰天雪地里载我去10千米外的诊所，3个月后才好起来。

由于激素使用过多，我胖了几圈，更不敢跟邻班小男生告白。三姐不知怎么看出来了，跑到男生班门口，五大三粗地喊着：“喂，喂，那谁谁，出来下。”

三姐把男生带到我面前，让我说话。

我无地自容，慌得眼泪掉下来，更讨厌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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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成绩越来越差。父亲提议让她留一级，跟我一个班，可以共用教材。她打死也不愿意。

小学毕业后，她就去了镇上中学读书。

母亲每周给她5元钱生活费，家里宽裕点的时候也能有10元。她每周五下午回家，不坐“跑人载”的三轮车，宁愿走15千米的路，为了省下一元钱路费。

她会把剩下的钱用来买肉，吃肉这种好事一年也不会遇上几次，所以每次她一回来，我跟弟弟就跟过年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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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病那段时间，不但没有落下课程，成绩还突飞猛进。后来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并顺利入学，为此爸妈走在村里背挺得更直了。

我那几年读书很顺利，从县里最好的初中，考到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想起小学毕业那天，校长站在校门口，被一堆人围拥着。他拿着我的成绩单，郑重地指着我说：“你以后肯定是大学生！比你三姐强。”

他说完，我还有一点点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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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在镇上中学念了3年书，考上了南京一家中专。

这成绩虽不算很差，但父亲觉得不读大学去读什么中专，都是没意义的。为了不让三姐去读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们把那张可能改变三姐命运的单子，偷偷塞到了厕所旁边的水泥砖里。

后来父亲坐在门口抽着烟，很久才抬头，对三姐说了句：“你下来吧！”

三姐默不作声，再也不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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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承担两个人学费的家庭，让三姐成了贫穷的牺牲品。

母亲后来跟我说，那段时间三姐每天都在屋顶上哭。三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们班成绩没我好的，都读高中去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母亲心疼她，怕她想不开，经常跑上去看看，怕她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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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县中读书，三姐在县城宾馆当服务员。

跟许多早早“下来”的女生一样，她很早就开始做起了劳力工作。

单纯说当服务员是劳力工作有点不公平，因为三姐觉得每一种工作都是学问。比如餐桌上的餐具如何摆放是有讲究的，给客人上菜从哪个位子端上去是忌讳的，客人嫌弃菜不好吃时该怎么办也很考验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