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那什么，爱过（第42/49页）

就在这时，我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我操，丫别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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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匆匆冲到楼顶，并没有看到吴延年，我和老二就这么一个在楼道守着，怕他跑掉，一个在楼顶守着，怕他寻死。我打电话给许宁，喊了一帮人过来，楼上楼下挨个寝室找吴延年，整个楼都快被翻过来了，许多人都从寝室里出来张望，叽叽喳喳议论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事情越闹越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吴延年肯定还在这个楼里，而我们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没他的任何踪迹，我唯一担心的，是突然哪个窗口跃出个人来，砸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血肉模糊。如果吴延年死了，那我也就毁了。

“吴延年……”我扯着嗓子在楼道里喊道，老二说，声音凄厉得就像丢了孩子的妈一样。

吴延年是在天快黑的时候，被人在天台的水房里找到的，他就穿着拖鞋缩在一个只有半个人高的角落里。我赶到天台的时候，他还蹲着，灰头土脸，瑟瑟发抖。我冲上去对着他的肩膀就是一脚，把他狠狠踢翻在地上，“躲？你他妈躲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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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哥把吴延年带到了广电中心，我和许宁都跟着去了。在保卫科里，吴延年被保安抽掉了皮带，靠墙蹲着。我虽然坐在一边，但是心里七上八下，未必比吴延年好到哪儿去。拔出萝卜带出泥，吴延年用莫须有的周杰伦演唱会收钱肯定是诈骗，而我以包车的名义多收费用，其实打的也是擦边球，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在柳哥上楼找制片人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漫长时间里，我数次濒临精神崩溃，差点儿自己把自己裤腰带抽了，蹲在吴延年旁边，那话怎么说来着，“坦白从宽”嘛。

万幸的是，节目组最后并没有报案，毕竟吴延年才刚刚20岁，一个年轻人走到了悬崖边，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也算行善积德做好事。但是节目组要求吴延年必须把诈骗到的所有钱退给学生，差一分钱都报案。而我，负责监督他退钱。

数天后，在长沙的好几所高校的宿舍区，都有一个鬓发斑驳、皱纹深锁、衣着朴素、民工模样的中年人，蹲在卷闸门前埋头抽烟，等到学生们放学回宿舍的时候，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按照一张皱巴巴的破纸上写的名字，逐一退钱，表情悲伤羞愧。我就一直陪在一边，觉得自己特别浑蛋。

小伊安慰我说：“这也不能怪你嘛，你当时也是好心啊！”

她哪里知道，我想帮吴延年是不假，而这背后的私心，是我已经厌烦了那些操劳琐碎，吴延年只分走很少的钱，却做了几乎全部的事，他做了我的廉价劳动力，而我，利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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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暴露出本性以后，其实我就是一个烂人，自私，怯懦，翻脸无情。

有时候我会想，你会不会偶尔问自己，你怎么会和这么一男的交往过？你竟然还跟他上床？还替他怀过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开眼呢？我在想你会不会恨不得我暴死街头无人收尸，你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从我面前经过，鄙夷地吐一口唾沫？或者看我沦落街头，在你家门前乞讨，你倾倒前一夜的剩饭在我身上，然后放你的狗咬我？

但那时候，小伊，你竟然爱我，你竟然爱我，你竟然曾经那么地，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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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依然没有解除的迹象，南湖大学虽然还没有一个人感染，但我身边的许多人却都似乎已经病了。许宁和刘萌萌莫名其妙地分了手，突然得一点儿征兆都没有，许宁在学校论坛上发了两篇酸不溜丢的抒情文章，连酒都没喝一顿，而我们几个兄弟对这件事也并没有太多关心，任由他们分了。大家更喜欢在每个有课没课的日子里，把手机掏出来塞进老二那个硕大的麦当劳杯子里，放在我们寝室的东南角，那是几乎屏蔽所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然后埋头打麻将，赢三块，输两块，从早到晚。我们就这么麻木地度过了瘟疫时期最后的日子。

疫情逐渐解除的时候，随着公共娱乐场所的恢复营业，人们被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大家都把玩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来安排。搞不懂的是，其实我们这些大学生，在“非典”那段时间并没有比之前少玩多少。彼时我们六个男生里，除了我和鲍哥以外都是单身，占到总人数的一多半了。大伙纷纷要求组织一些照顾单身男青年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就是——假装我们六个是同一个寝室的，然后找女生寝室联谊。

寝室联谊说白了，就是集体见网友。这件事毫无悬念地交给了魏星张罗，毕竟魏星是一个见网友爱好者，他有遍布长沙各大高校的网友资源，其中一些网友来自听上去不错的科系，比如英语专业、旅游管理专业，要是学舞蹈什么的那就是极品了。之前和魏星见过面的那些姑娘，现在大都和他老死不相往来了，不过魏星压根儿也没兴趣去找那些旧货，他非常积极地约那些还没见过面、处于暧昧期的女生，邀请姑娘的整个寝室和我们搞联谊。魏星的理念是，鱼塘里难免会有泥鳅、牛蛙甚至水鬼，但一网子抄下去，还是会捞到一条大鱼，一个寝室，八个姑娘，总有一款适合他，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