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那什么，爱过（第39/49页）

虽然我们打得很小，和一个屁和只赢一块钱，但是因为频率高，周围观战的都喜欢“砸鸟”，也就是“买猪”，一天下来也有几十块输赢。到月底的时候，大伙都没钱，打麻将也就不打钱了，而是用各种惩罚代替，最常见的就是输一块钱脱一件衣服，如果脱光了，就做俯卧撑。大冬天的不穿衣服打麻将，输的人都冻得跟鬼一样，经常有人因此感冒发烧，但依然乐此不疲。一次，我领着柯依伊回我们寝室拿东西，推门正撞见鲍哥、老二、魏星和小马在打麻将，小马刚刚自摸了一个清一色，另外仨人都已经输光了，都脱得光溜溜、赤条条。这惨烈的一幕正被柯依伊撞见，她尖叫了一声就躲了出去，事后她对我说：“你们打麻将的瘾怎么那么大啊，洗完澡衣服不穿就出来打。”我心说，幸亏你没见到他们光屁股做俯卧撑，那一幕我看着都有阴影。

小伊并不介意我总不陪她上自习，和大多数相恋超过一年的情侣一样，我和柯依伊也进入了感情的平稳期，对对方刻意的迎合越来越少，我们都想在这份感情之下，让自己稍微轻松一些。具体的表现是：我会花更多时间和兄弟们在一起，而不总是陪着她；而小伊呢，则开始在我面前做她曾经非常避讳我的事情，比如……放屁。当然，这也是被我逼的，我非常喜欢夹着一个屁冲到小伊面前，拿手比画出手枪的姿势，大喊一声“不许动”，然后“嘣”！小伊每次都会捂着鼻子打我，非常可爱。但是这学期住进蓝色公寓的第一天，我们正在收拾床铺的时候，小伊突然把手里的床单一扔，大喊一声“不许动”，转过身用手比画出手枪的姿势对着我，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轻飘飘的一声“扑”！我笑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给电视台组织观众的事情，我也退居二线了。说来话长，一天，我去学校旁边的浴室洗澡，给我递毛巾的服务员我怎么看怎么眼熟，想了半天，竟然是当年我当志愿者接的那个岳阳“小民工”吴延年。我问他怎么过来当起服务员来了。他说自己家里条件不好，这年的学费还欠着学校的没交，所以就出来打打工，想办法补贴一点儿。我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而且我俩之间也算有缘分，想了想，索性就让他接手了我组织观众的活儿，每一期，他负责张罗人，然后把钱收齐了交给我，我扣掉车钱之后，每期分给他200块，一个月下来，他至少也能收入个千八百，当然，我赚得更多。但这每个月千八百的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吴延年的生活水平，我渐渐地也会在学校门口的餐馆遇见他吃四五块钱的套餐了。一次，我去他寝室找他，发现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台饮水机。我很奇怪，哪有人把饮水机孤零零放在座位旁边，既不靠墙也不靠边，像个路障一样杵着。他的室友说，这是吴延年自己买的，他就要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仅供他自己学习的时候喝水用，其他人谁也不许碰，谁要是喝了他的水，他真能跟人家拼命……哦，对了，他的学费还是没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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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以为这半年就要这么平淡无聊地过下去的时候，老天爷给我们整了点儿波澜出来，而且这波澜实在太大了——那一年，闹SARS，中文名叫“非典型性肺炎”，传染的，要命的。

“非典”就像在一夜之间降临，我们这些昨天还活得都有些腻味的年轻人，突然真的嗅到了一丝死亡的味道。香港，广州，北京……每天网站上都在更新死亡人数，SARS就像一支来自外星球的军队空降在地球上，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而我们虽然暂时没有被战火沾染，但并不知道这场战争能不能打得赢，说不定哪一天，长沙也会成为疫区，我也会倒在高烧和咳嗽声下，艰难呼吸，被自己肺里的水淹死，如果是这样，我的骨灰盒上会写着：1981—2003，非典病患，抢救无效，英年早逝，死得不值。

各大高校都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疏紧不同，我们听到最离谱的是某医学院校，但凡有人在校区里咳嗽，就会钻出两个穿白大褂的保安，给那个疑似非典患者的脑袋上套个袋子，然后隔离起来进一步检查。这听上去很像港台警匪片里绑架的套路，所以我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但那个时候……好吧，即使现在，流言的可信度也和新闻不相伯仲，但是流言的趣味性高出很多，大伙儿都比较愿意传播流言。

我们学校也如临大敌，首先给每个学生都发了点儿板蓝根，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我很早就收到了我妈从家里寄来的各类感冒药、消毒剂和口罩手套什么的……然后是宿舍区整天熏醋，每个在校生都是浑身一股子醋味儿，如果凑近了闻，根据各人体味不同，有的闻着像饺子，有的闻着像螃蟹，有的闻着像腌萝卜。我因为住在外面天天洗澡，所以大伙儿普遍反映我闻着干净纯粹，就像一只蘸了香醋的水煮蛋，我现在爱吃醋蛋的嗜好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除此以外，学校还给每个寝室发了支温度计，要求宿舍长每天给舍员量体温，并且登记在表上，一旦有人发烧要立即举报。我们的宿舍长就是班长刘新，这个任务可算让他头疼了一阵子，足足……20多分钟。他用这20分钟，把一个月的表都给填了，我们的体温相当稳定，都在36度多一点儿，我看着他奋笔疾书的样子，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接下来的一个月千万别感冒，不然就是不给哥们儿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