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那什么，爱过（第31/49页）

其实，外公外婆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外公是军人，外婆过门才几个月，外公就上了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地方建设军工厂……外婆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文化大革命”时，省里的造反派要批斗外公，一个电话把外公喊到了省城。两天两夜，幸亏有一位老首长的保护，外公才没被“坐飞机”，保住了性命。回到家来，外婆看着被整得不成人样的外公，没掉一滴眼泪，去银行把所有积蓄都提了出来，买了鸡鱼肉蛋，还叫来同时和外公一起被批斗的爷爷一起吃了一个月，外婆说：“吃吧，把肚子吃得饱饱的，继续挨他们斗。”后来，造反派又叫外公过去，还有传言一个一直嫉恨外公的造反派要借这次机会整死外公。外婆急了，跑回乡下娘家把远近亲戚跑了个遍，竟也拉来百十号人，操着庄稼家伙准备救人。后来外公还是安全地回来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外婆的功劳，但我一直无法想象柔弱的外婆攥着木棍守望她男人的样子。

外公去世以后，外婆瘦了好多。毕竟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了。那天晚上，外婆不停地哭，告诉每一个来劝慰她的人，自己的伴儿没了。用地方的哭丧曲唱着：“我的个老头子唉，再没人和我一起看电视了喂，再没人喝我的大米稀饭了喂……”为外公急救的医生告诉妈妈，外公走得急，没有给儿女留下一句遗言。不过在老爷子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用最后的力气挤出三个字：“不要哭。”我把这看作外公对外婆一辈子的嘱托。

我把外公外婆的故事讲给柯依伊听，小伊哭得稀里哗啦，她对我说：“公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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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将来。小伊说：“公呀，那毕业以后，是我去江苏呢，还是你来北京啊？”

我恍惚了一下，“嗯？”

“我说，毕业以后，是你跟我一起回北京呢，还是我跟你一起去江苏啊？”

“当然是你跟我走啦，你都嫁给我了。”

“哎呀，”小伊坐了起来，“那我妈妈怎么办呢？”

“一起来呗。”

“那她要是不愿意呢？”

“那我们经常回去看她。”

“嗯……”小伊嗯了好长时间，嗯完声音又慢慢地低了下来，“不知道了。”

那天在做爱的时候，小伊把我咬得遍体鳞伤，作为回报，我把她的两肩死死地按在床上。结束以后，她两个肩头都有些肿了。小伊那天没有抱我，她双手交叉，捂着肩头，转身睡去。我喝了点儿水，又钻进被窝，过去看她，轻轻掰开她的手，吹了吹小伊的肩，“嗯，不疼了，不疼了……”

“公，我不喜欢你这样。”

“母，我错了，我把你弄疼了。”

“不是。”小伊没有笑，她转身对着我，“因为你这是推开我的姿势，我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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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南湖大学度过的第三个秋天，也不知道是那年的长沙特别冷，还是因为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个秋天特别萧瑟，树叶落得似乎比往常快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团体一向都是花团锦簇，可现在竟然有一半的男的都是单身。小马一直郁郁寡欢，踢球的时候越来越喜欢放铲，为这事跟别的班男生打了好几次架；魏星时不时约个网友，开个房间，但自己去了就去了，回来也不再向我们炫耀；老二还是那样，作为南湖大学最后一个处男，他已经认命了。他和我们金融系的许多男生一样，陷进了一个叫作“传奇”的网络游戏，从砍树桩到砍怪兽，有空就到网吧里练级，一天点十几万下鼠标，右手食指经常抽筋。总之，一切的变化都已经成为习惯，我们的生活冷静得像过日子一样。

有个礼拜三的中午，小伊去参加寝室同学的生日聚会，我就一个人留在寝室里发呆，鲍哥从我的阳台边经过（我们是一楼），蹦跶了两下，见我还在，就凑到阳台的铁窗跟前喊我：“方鹏，干吗呢？”

“没事干，闲着。你干吗去？”

“我也没事。”

“徐徐呢？”

“不知道。”

“你俩不一起吃午饭？”

“不要，最近烦她。”

“那你来找我吧，咱俩找点儿事做。”

“好嘞！”

宿舍里，我和鲍哥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越聊越无趣，我一根根地抽烟，他就到每个人的位置上东摸一下西摸一下，后来不小心碰倒了老二的蜂蜜瓶子，我们谁都没注意到，而那瓶蜂蜜的口有个缝隙，一整瓶蜂蜜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细细溜溜地全部流进了老二的一只球鞋里，而且看上去不露任何痕迹。当晚老二只是在宿舍抱怨了一下，不知道谁把他的蜂蜜都倒走了，还剩了个空瓶子扔在他桌上。而第二天早晨，老二一脚踩进盛满蜂蜜的球鞋，那才是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