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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阅读与写作是一回事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写出新意，你不得不看看别人都写过些什么，比如说，我可不想费半天劲写出一本《资本论》来以后，发现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已写过相同的作品。同理，为了阅读，你还得写上那么两笔，以此来推断别人写出的东西是否具有价值，比如说，如果我随手就能写出一段＂对于存在这一事物，我可以把它简单地分成存在与外界的存在两个部分＂，那么，我就可以断定，休谟在《人性论》里的某些论述属于老生常谈，我不知道我讲没讲清我的意思，我是说，对我来讲，写作除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意义，著名作家往往凭会写东西这么一点儿能耐骗得与之极不相称的利益，这方面的参考读物我推荐99年北京流行的一本书――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所著《知识分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那么猛烈地抨击政客或商人，完全是因为小骗子对大骗子的嫉妒，这方面我很为中国的制度骄傲，老谋深算的中国人从来不会被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蒙倒，李白、杜甫虽然会写两笔诗，但他们俩妄想凭此获得一官半职的嘴脸却成为当时人的笑柄，至于老柏拉图的例子就更别提了，在他的范围里，很自然地，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成为国王，还好，他的如意算盘也没能得逞，只好在幻想里建立一个理想国聊以自慰，他那个理想国在我看来十分可恶，因为缺少像他一样才能的人在那个国家里往往会活得不太自在，我认为，那是为他一人建立的国家，万幸的是，这个国家建在纸上。虽然我本人喜欢写东西，但我却从没有把我的爱好看成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至多只关心关心我的爱好能否养活我，使我能跟别人生活得一样好而已。我毫不怀疑我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承认，我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我的写作能给我带来超出它本身价值的利益，这种希望与一个卖假古董的商人所抱的希望没什么区别，我想，很多人能理解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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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写作，写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认为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一般来讲，我认为，人应当为他们的爱好付出代价，而不是得到好处，如果一个人为他的爱好得到好处，那么我只能说这个人十分幸运，搞艺术的老祖宗是那些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吟游诗人，他们往往十分质朴，给人说上一段书，讨几口残羹剩饭便能满足，而现代吟游诗人就油滑多了，他们的油滑之处在于，他们先来一段讲演，说什么人的生活应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自行规定，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这段讲演的可恶之处在于，首先，他们把他们的爱好推及别人，其次，他们竟能把他们的爱好置于别人之上，事实上，这种骗术即使算不上无耻也十分无聊，因为这种对生活的二分法本来就十分不客观，是对擅长动脑筋的人的一种优待，因为话语权掌握在擅长动脑筋的人手里，他们就对此大加利用，这是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在这种言论之下，总体上看，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被无情地侵占了，而且，精神生活就那么有价值吗？我看这是个问题。

精神生活优越论的基础在于教育，由于教育需要一笔时间与资本的投入，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能有精神生活可过的人，非但不感激他们的运气，反而变本加利地想把他们的教育培训费当做一笔无形资产，大加利用，一副以一当十的架势――这里面最可气的就数所谓搞文化、搞艺术的，他们脑子最不好使，培训费最低，得利最大，却闹腾得最厉害，一个工程技术人员，除了得应付十分枯燥艰难的练习与训练以外，在日常工作中解决的问题也往往十分棘手，十分实际，而一个搞文化的，训练本身就十分轻松，工作中也更容易找到乐趣，又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是空对空地胡说一气，但既使这样他们也牢骚满腹，想想看，一个商人，再怎么样也十分繁忙，因为要处理大量细枝末节，难得有搞文化搞艺术的人的那份轻松，但商人却没有那种不自重的抱怨，更没有那种与＂肮脏的钱＂相对应的＂肮脏的文化＂来突出自己，贬低别人，看看18世纪末的维也纳吧，十分吝啬的犹太商人用他们省下来的一点小钱来帮助文化，让老百姓在剧场里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你根本在搞文化的人身上看不见一点影子――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看一本数学书的时间往往超过看10本思想书或20本文化书或30本小说的时间，而且费的劲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很少见数学家指责别人不懂数学，而常见到文人嘲笑别人没文化，这一事实有时令我十分生气，因此，每当看到有人出来酸酸溜溜地指责什么物欲横流我就怒不可遏，这分明是在说，为什么物欲没往我身上多流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