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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一进门便钻进书房，刚要顺手关门，袁晓晨硬是挤进来，也不说话，就坐在我坐的位子上，于是我只好转身出去，坐到沙发上，打开音响，听一段柔和的电子乐，袁晓晨如影随形地坐在我身边，对我察言观色，我随手拿过一本《世说新语》翻看，她愣了愣，一把抢过我的书，扔到一边，我看她一眼，她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又拿起一本《奢侈与资本主义》，没看两行又被袁晓晨一把抢走。

“你什么意思？”我问她。

“我没什么意思，就是不让你看。”

“你管得着吗？”我口气很硬。

她像是一下子慌了神，半天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再拿起一本《旧地重游》来看，一边看，一边提防着袁晓晨抢，不料，她始终一动不动，半天，忽然失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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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怕这种情况，它迫使我处于一种歉疚的状态，令我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的情绪与状态会影响另一个人，而我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暗示，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事实上我的心情变得极坏，一种厌倦与试图逃跑的想法油然而生，我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路过桌边，拿起汽车钥匙及手机，一闪身便冲出房门，我快步下楼，然后坐进汽车，刚刚发动便一脚深油门，三拐两绕，把车开出小区，疾驶了一段儿，才放缓速度，又打开CD，听了一段流行音乐后，心情才变得轻松起来，我打电话给大庆，问他们在哪里，他们正在幸福花园酒吧，我开到那里，与大家汇合，王芸也在，见到我确实一个人，才跑过来跟我拥抱。

“奸情败露，很麻烦。”我悄声说。

“别怕，天塌下来这么多人呢，”王芸竟鼓励我，看来真是懂事，“你媳妇也是，对我那么不客气，电话里骂我西瓜胸，我还没说她呢，胸长得跟俩儿图钉似的，干嘛非按你这门框上？”

大庆端着杯酒笑眯眯地走过来：“大聚，大聚，一会儿还有人呢。”

我脱下羽绒服，拉着王芸，往人堆里一坐，便开始海阔天空地胡聊起来，一会儿，那边的台球案子空了，王芸叫我去打台球，我们俩走到案子，打了起来，王芸见我神色不安，便问我怎么了，我说就是屋里堵着袁晓晨在那里胡闹，估计过两天就会消停，正说着，电话响了起来，我一看，是袁晓晨，她在电话里嚎啕痛哭，叫我回去，我说正混着，晚一点再说，但她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得我烦不胜烦，那边已纠集起人玩“锄大地”，三缺一，我正要上场，袁晓晨竟说她要马上冲过来，看看王芸在那边正借酒浇愁浇得来劲，要是袁晓晨一来，不定有多麻烦，于是最终还是被袁晓晨的电话叫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