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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皮鞋，原价八百多。”

“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打两折，一百八搞定。”

“你们看，就是我现在穿着的这一双。”一般来讲，袁晓晨会把脚从桌子下面伸出来叫大家看。如果是遇到更熟一点的朋友，她还会指着我大发感概：“你们瞧，他就这么糊弄小淫妇，真没水准，加油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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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进入了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我认为，要进入这种状态，还挺不容易，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铺垫，这种铺垫十分复杂，一句两句还讲不清楚，举例说吧，年轻时我一直不知所谓的“好”是怎么一回事，我干脆认为好便是从快乐这个词中产生的幻想，既然是幻想，当然用不着怎么特别的重视，在生活中，我发现，每个人认为的“好”都是好的一种，

但所有人的“好”加在一起，便成为一种相互矛盾的有关信念的大杂烩，可气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产生了更可怕的疑惑，那就是连“坏”也弄不清了，这是我读历史书的直接后果，人类的历史把我的头脑搞乱了，我不得不说，知道了很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以后，我彻底地对我个人生活的完善这一追求不抱希望了，历史书上讲得好，人无法超越他所属的文化历史环境，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叫我领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小道理：我本人就没法超越环境！也就是说，我本人既不能比我所处的环境好，也不能差，若是处在两头儿，就会可悲地被环境给淘汰了。于是我决定拿出我的看家本领，也就是随波逐流——不能太高尚，也不能太卑劣，不能太富，也不能太穷，不能太善，也不能太恶，不能太理想，也不能太现实，不能太纵欲，也不能太禁欲，不能太老实，也不能太狡猾，不能太干净，也不能太脏，不能太时髦，也不能太土鳖，不能太有名，也不能太没名，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总之一句话，胡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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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那是什么时候？日历上说，那是公元2000年，这就够了——我要说，在2000年，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你是否有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北京，重要的是，你必须年轻，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一样混蛋。

年轻和混蛋，在北京，在2000年，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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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这个词语的有用之处，在于它不怕逻辑上的矛盾，含糊其辞却又清楚无比地勾画出所有事情的起因及结果，我知这是个混账想法，但如果不相信混账的力量，那么生活中就会被种种纠缠不清的矛盾所包围，被弄得筋疲力尽，这一方面，除了一个叫弗雷泽的英国人写了叫《金枝》的厚书可做一证明外，我还有亲身体会，我花大量时间与精力试图弄清一些人生道理，但结果却不如不讲理来得更方便，既然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那么无情地理解他们就是了，在理解别人方面，简单粗暴是最好的，用不着问为什么，因为答案百分之百是狭隘愚蠢，对于狭隘愚蠢有何可讲？条理分明地去理解它吗？我看是完全用不着，告诉我你想干什么——我点头摇头就是了，多半，我只是点头，在你没说完之前就点头，因为我压根儿就懒得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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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我认识袁晓晨，在冬天的北京，在西北风也吹不动的阴郁的惨雾愁云之下，我们的关系简单明快，一如原始人，那是一种纯度高得惊人的性关系，事实上，在床垫与棉被那么一个狭小柔软的空间内也很难建立起别的关系，那种关系不是叫人记住什么，而是相反，烦恼与恐惧，希望与受挫，一切都被暂时地悬置，然而，那种靠情欲悬置起来的生活却是短暂的。

生活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切似乎是缓慢的，静止的，可突然间，你会发现，你已被这个时代，或是说，被那该死环境裹挟着一日千里，蓦然回首，旧情旧景依旧，然而那一切却早已物是人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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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开始，社会上性欲泛滥，其主要动力是商品交易，不知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使用美女来搞推销，就连价值三五块钱的破玩艺也少不了美女，就跟你买了件商品还能顺手儿捎带上一姑娘似的，这些美女一律一脸贱笑，穿着暴露的或衣冠不整的高级时装，站姿与坐姿都十分扭曲下流，采用眨眼睛、努嘴巴、招手、劈腿等各种下三路的手法，协助商人向人们推销商品，也有干脆横躺的，目的当然是勾起男人的性欲，让他们火烧火燎，在性冲动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产生花钱的冲动，对于女性顾客，则是激起她们的好胜心与摹仿欲，总之，各种媒体上美女闪烁，令人眼花缭乱，可气的是放眼街上走动的女人，则尽是一些盗版货，叫普通姑娘真是觉得在相貌上就低人一等，叫有点姿色的姑娘暗暗通过镜子打量自己，心里悄悄地为自己估价，看能不能卖得好——物质时代像飓风一样降临中国，横扫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