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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没有时又闲得要死,整日无所事事,因此生活极不规律,两年下来,身体变得坏得要命。
老朋友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渐渐与我断了往来,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基本从酒桌上认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逛书店,买录相带,在家做饭,酒吧嗅蜜,如此而已。
九五年是过渡期,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诸如赌博失利、一夜情之类,到了九六年,我已习惯这种生活,用四个字形容,叫做支离破碎。
九六年整整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汽车也卖掉了,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过一天算一天,爱谁谁。
支离破碎,烂透了的生活,即使这样,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发生。
5
在梦里,经过一番搏斗,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我手脚冰凉地醒来,翻身的当口,把辛虹撞醒了,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大麻抽完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丝不挂地坐到沙发上,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我闭上眼睛,感到太阳穴在跳动。
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
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发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6
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11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8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
“进来吧。”她说。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
“朱玲。”
“啊。”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说吧。”
“是坏事。”
“没关系。”
“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
“你干嘛不早说?”
“刚想起来的。”
“那快去医院吧。”
“我一会儿去。”
“现在就去!”
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
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
“那我走了。”
“滚蛋。”
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
我靠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7
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8
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