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3/15页）

至少我们可以确信，无论梦露站在怎样的阵营——我们暂且不谈论她是否真正曾经站到过某个阵营中——她的选择一定是出人意料的。如果梦露曾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美国”，我们也不应对这想象背后的事实感到惊讶：作为完美背后的阴影，一些同样属于这个国家的想象之物，暴露了好莱坞作为一种白人暴力的存在。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梦露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她是从贫民窟走出来的大明星。她在洛杉矶的郊区长大，童年时代经历了无数个寄养家庭。而在梦露小时候，她的母亲就在她眼前被穿上束缚衣，送进了精神病院（很难想象她当时的心情）。九岁时，梦露被送进了孤儿院，但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孤儿，即便她的母亲此时已不在人世。她的最后一位传记作者洛伊丝·班纳（Lois Banner）写道：“她出生在一个私生子被认为是非法的年代……接受救济，在那个年代则被看成耻辱。”而她的亲戚们“也患有精神病，使得这几乎可以看成家族的遗传，标记了人类某种不可避免的退化”。于是和萨洛蒙一样，梦露同样背负着退化的耻辱和威胁（卢森堡也一样，她既是个“跛子”，还是个犹太人）。

梦露的故事被反复讲述，她自己就讲过很多次。尽管一些细节受到质疑，但人们还是相信她所讲的故事。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真实的故事反倒符合她演绎的虚构形象——一个白手起家的“美国梦”具体化身。但梦露的故事并不浪漫，反而要残酷许多。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观察到“一种始终如一的爱与关切的缺失。恐惧与怀疑才是这世界的常态。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存在，除了从孩子、老者与弱者身上看到的有关生命基本需求的渴望”。“我能从所有被迫害的人身上体会到伟大的情感。”后来的编辑者曾认为这组笔记是她为了接受采访所做的准备，所以看起来很像是“自言自语”。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只是自说自话那么简单。早在1945年，她就曾告诉自己的早期摄影师安德烈·德·迪尼斯（Andrede Dienes），如果她可以搬去纽约，她就要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然后帮助打不起官司的穷人。对于韦瑟比而言，她的确曾对街上的乞丐和酒鬼表示过怜悯：他自己就遇见过两次，这和其他明星的表现完全不同。在梦露看来，卑微是一种特许，使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害怕去问任何事情，你要知道我自己就是从底层‘问’过来的。”她曾如此鼓励自己前夫阿瑟·米勒的孩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限制，“她符合一切充满生命力的条件。”韦瑟比如此评价道。

简单地说，无论梦露成为怎样的巨星，她都不曾忘记自己的出身。“我不认为以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应该对像她这样的人的私生活产生兴趣，”她生命末期的女仆莉娜·佩皮通这样写道，“但人们却都是这样做的。”（这句话是否真的来自她的女仆尚未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她身边的人也是赞同的。）显然，她是将韦瑟比当作自己的同伴。“我看到你和所有人谈话，唯独除了我。”当她用这句话俘获了他时，正如他最初假定的，她并没有把什么当成目的。她提供给他一些内容更像是对好莱坞阴暗面的揭露。“你只关心那些大明星，现在你应当去看看那些默默无名，却不懈努力的人。去施瓦布（Schwab）[10]瞧瞧吧。”而当他照她的话去做之后，他被自己看到的成瘾、失败、贫穷和痛苦震惊。而梦露此时则告诉他，这意味着他“毕业了”：“当我第一次主演电影时，我回到了那里，我觉得这些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交了好运的人，大概也会时来运转。但没有人认出我，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我曾经是谁，我成了这里的陌生人。”他们没认出她，却都是她的观众，而这些仍在奋斗的人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观众。她始终坚持，是观众而非工作室，让她成为巨星。阿瑟·米勒总结道：“她所依赖的，是那些普通阶层的观众：工人、酒吧里的人、被未付清的账单纠缠的家庭主妇、迷茫的大学生，他们都是被无视、被欺骗、被操纵的大众——但对她而言却是最重要的人。她希望他们可以觉得，自己付钱看到的有关她的每一幅影像都是值得的。”

就这样，对公众近乎粗暴的剥削也成了她厌恶好莱坞的一个原因。她曾抱怨，“没有人可以得到什么”——没有纪念品，更别提属于大众的博物馆了，“那些身家百万的人卷走了一切，然后就跑路，什么也不会留给工人们”。我们可以推测，她已经看惯了这种在“商品”与“商品”背后隐藏的劳动之间残忍的剥离了。而这恰恰是好莱坞用在女性身上，并称之为范本与典型案例的惯用伎俩。而根据帮助她在嫁给阿瑟·米勒后改自己信仰为犹太教的拉比罗伯特·戈尔德贝格（Robert Goldberg）的说辞，犹太教的吸引力，其实更在于她对自己“底层失败者”的身份认同（同样或许也包括犹太教中“伦理的、预言性的理想，以及对亲密的家庭生活的强调”）。梦露也曾对桑德伯格表示“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孤儿”。但讽刺地，根据桑德伯格的记录，当时好莱坞的主要投资人大多是东欧犹太人，他们拼命想要逃离自己的身份，而青睐梦露的原因，是她“要多不像犹太人就有多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