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3/12页）

我猜想，女性会遭到如此广泛的憎恨的原因——我同时把它看作女人们的天赋，是她们通常都会具有在个人体验层面推动日常生活“由表及里”的能力。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加现实，也更加坚韧，这使得她们可以更从容、更柔和地处理生活中的波折。但如今愈加强调“性感”的审美倾向却显示了某种隐性而致命的控制意图：肉体的完美被再度强调，同时也伴随着对暴露的要求。我将此看作对女性的诱骗和干扰。如此理想化，同时又是如此的贬低化（这两个极端必然相伴而生）的审美要求，隐含了一种看似不再可能，却依然阴险、难以揣测的目的：我们的身体不应当提醒我们自身的缺陷，从而使我们找到自我控制或是了解的极限。而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不安也就此被掩盖。至于身体上的负担，则被梦想与梦魇稀释。然而，基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女性作为承担者的使命却不仅仅使她们自己受益。她们往往会成为全人类由黎明前的黑暗到达真正光明的引渡者。当男性疲于争斗时，女性的敏感却会使她们体验到更多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勇气，会使她们肩负起超乎想象的重要使命。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我的灵魂正在因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

当罗莎·卢森堡被政府的追随者们杀害时，夏洛特·萨洛蒙仅仅两岁，但她与世界和自己的冲突已经埋下了伏笔。人们大都会将卢森堡之死归因于1918年斯巴达克派起义的失败——卢森堡正是这一党派的成员。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她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多数是由于她的反战主张：第一次在1915年，由于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决议，她被囚禁一年。而在刑满之后，无休止的非法拘留、“预防性监禁”成为政府阻止她活动的手段，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事实上，对于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卢森堡持有的是谨慎支持的态度。她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是面对一个屡战屡败、背负屈辱的德国，倘若没有一股新鲜的、充满正义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复辟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乘虚而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譬如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坚定支持。“这是个愚蠢的骗局，”她在自己服刑期间撰写的反战小册子《尤尼乌斯》[2]中这样写道，“去相信我们可以像兔子那样，在暴风雨来临前躲起来，等到一切结束后还可以再继续以自己往常的步子走在老路上。”她预言，德国人不会从失败中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1930年，戈培尔有关“是犹太人让我们蒙受了‘一战’失利的屈辱”的宣讲，还是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卢森堡生活的时代相比，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太多改变。

夏洛特·萨洛蒙的意义，可以被她的后继者们公正地评价。这位犹太女画家对复调式绘画[3]的预见和诠释，使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绘画艺术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or 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夏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而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夏洛特的创作是“不顾一切”的（尤其是对纳粹所强调的“进步文艺规范”），这是来自评论者的观点。尽管她的追随者们几乎奉她如神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地位绝不夸张。《人生？如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混合性的内在处理，在第一页便以三色字体的“歌剧”[4]命名，还出现了一组代替“演员表”的文字。而接下来的每一页，除了色彩明艳的图画，图画上同时还出现了文字与乐谱，使欣赏者可以在欣赏画面的同时，“聆听”不自觉流入头脑中的旋律，从而使作品以一种“纸上歌剧”的形式被欣赏。她是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完成这些作品的，尽管欧洲大陆此时正危机四伏，但那里当时还是在意大利人的“友好保护”之下。可仅仅在完成作品后不久，夏洛特便遭遇了被驱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