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11/12页）

对于以色列电影制片人耶尔·芭塔娜来说，“回归”是一件切实却同时也令人不安的事情。在我们于这一部分讨论的三位艺术家之中，她或许是对于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在她的三部曲作品《注定不安的欧洲》（And Europe Will Be Stunned）之中，她借一个相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的波兰年轻左翼激进分子之口，表达了一个绝无可能却充满历史意义的请求：让犹太裔的波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历史通过她的镜头铺陈延展，使银幕前的每一个人都随着光影一道，追索那无声的“二战”记忆。一个波兰老妪，每当盖着遇难犹太人留下的被子入眠时，总会被噩梦惊醒，梦里反复着这样的场景：“一到夜深，你（犹太人）就会消失不见，”一个年轻人对着空旷的广场高喊，“而她（被中人）将会整夜噩梦，不再有安宁。”芭塔娜明白这不过是一个以危险和悲剧为素材的不礼貌的玩笑，但她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一个主题，这个课题也成为她的一本著作的核心：女性应当成为个人或是公共历史的承担者与记录者，去将那些心灵无法承受，或者被认为无法承受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历史保持完整。从而避免人们滑向他们更愿意身处的境地：假装那些残忍与不堪从未降临。

我最后一位书写的对象是泰蕾莎·奥尔顿。她拥有一条惊人的人生道路：在过去十年里，她通过自己的创作颠覆了整个世界。她最初是以“帆布画”成名，作品往往很绚烂，同时隐含着对某种“黏性元素”的引导。而这种绚烂往往会极致到近乎腐烂的地步，使她的作品从诱人变得令人厌恶。这似乎是暴力的某种隐喻——隐含了一种普遍的、迷人的禁锢。而她最近的作品则更像是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回应。她的画作开始以时间为单位，呈现出近乎摄影作品的细节感。以这种方式，她宣告观赏者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云端，从而掌握大地的全部细节。同时作为创作者的她，也将这种感受连同画作本身，升格成有关人类残忍的现代性转变的记录（关于水土流失以及工厂与核电站对自然造成的破坏）。而深层次地，作为一种想象力的迁移，她的表达概括了人类的心智所面临的危机：如同支离破碎的世界一样，人原本拥有的与自然联结的灵性，正在随着自己对世界的掠夺与破坏一道消亡殆尽。“人类给自己制造的麻烦，永远要超出人类那自负的控制力之外。”

深入挖掘历史和现实，并从中保留必要的部分，是人类必然要践行的工作。我始终深信，女性所拥有的品质，使她们无比适合这项工作。而杰出的奥尔顿女士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深入挖掘”并不只是个比喻。仅仅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知晓我们究竟对我们脚下的大地那不为人知的阴暗处做了些什么。向森林深处倾泄垃圾与连根拔除一个社群的罪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资本主义“洗劫了整个世界”，“加剧失控”，“从不顾及未来的后果”。而奥尔顿的阐释，也为我的这部作品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这不是所谓的多愁善感，因为奥尔顿并没有急切地去呼吁什么，也并没有以地球的“监护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份给出怎样的建议。但她和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与耶尔·芭塔娜一样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看到的一切，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我的信念，”罗莎·卢森堡在自己十几岁时曾写道，“是人们可以在一种正确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下，纯洁而友善地彼此相爱。”“但为了争取它和捍卫它，我或许需要先学会如何憎恨。”“爱，”病危之时，她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或许曾经是（也许现在也是）一种比起进行实际的传播，更应在象征层面探讨的东西。”因为，她接下来又写道，“这世界可被改造的空间实在太过有限。”于是卢森堡的政治和情绪轨迹，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提醒我们她虽然决绝，虽然冷酷，但她从未将自己的憎恨施加在不必要的地方。“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如何憎恨，"1962年，在临终前的一次访谈中，梦露这样说，“因为如果人们不学着如何憎恨，他们也不会知道如何去爱，他们的生活也就只能在模棱两可中度过。”（此时刚好是阿瑟·米勒编剧、克拉克·盖博与梦露主演的作品《乱点鸳鸯谱》上映期间，片中盖博的角色刚好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憎恨”的好好先生）在我的这本书里，这些女性的经历所提供的内容，也许既不美好也不纯洁，但却是关于这个世界最为真切的事实，以及有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不美好的世界的经验。或许总有那么一天，女性主义者们可以真正明了自己的身份，可以学会如何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谈论彼此的愉悦与悲伤。而我希望届时，这本书可以成为对那样美好未来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