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吉姆和坦坦（第9/9页）

儿子回中国上学了，我成了北京和柏林、中国和德国之间工作和生活的候鸟，我爱做这只候鸟。我没有再去博登湖看望吉姆了，我知道自己患过癌症之后永远不能再生孩子了，仅仅这一条就决定了我永远不会再主导和吉姆的关系了，我和吉姆用电话和邮件保持联系。几年后，吉姆告诉我他搬到瑞士那边居住了，也在瑞士工作，因为瑞士的收入和生活比德国这边好得多，他也不管工作不工作，他将在瑞士生活下去。有几次，我给吉姆打电话，电话里不断传来一个女人不清晰的声音，就是找不到吉姆，我甚至感觉那女人的背后还有孩子的哭声，我晕了，我还是难受，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啦，我不是准备好带吉姆的孩子了吗？难道我的潜意识里其实还是希望吉姆只属于我，希望吉姆没有其他女人没有孩子吗？不，这种潜意识是不对的，我告诉自己。几天之后，我镇静了一些，坚定地再打电话过去，但是这次却是吉姆接的，我说了我之前打的电话，只听见吉姆平静地回答：“你搞错了，我现在生活中根本没有女人。”

吉姆住在世界上最美丽最舒适的博登湖畔。自从9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他的工作出现失业危险开始，吉姆从一名土木建筑工程师转行为企业信息系统和管理咨询师。每次当工作岗位有危险时，他都保持着向不同的相关单位投递30份求职简历的状态。就是说，吉姆投递出去30份求职简历，每收到一份拒绝函，他马上补投另外一家单位。吉姆不断研究应聘时表现自己的技巧和方法。在十几年中，他换了不下十份工作，但是几乎并没有真正失业过，反而有时获得了更有意思和更高薪的工作。德国南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他离开首都柏林去了德国南部。他认为瑞士的企业体制比德国更活跃，他从博登湖的德国一岸搬到了瑞士一岸。时间把吉姆磨炼得坚强了，工作或者不工作，他坚持每天跑步，每年到德国和瑞士的不同城市参加马拉松42公里赛跑，在两个合唱团中唱歌。吉姆旅行、滑雪、远足，吉姆告诉我他总是很健康，他的父母和家人也都很健康，这正是我每次打电话都希望获得的消息。

2011年12月31日，我极少在这个日子回到柏林，但是一到柏林，我感应般地抓起电话拨号，不为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不为庆祝新年，而为这是吉姆的生日，我并没有指望什么，只是拨号了，如果吉姆没有接电话，我会失落。吉姆在电话的另一端，这让我反而更难受了：祝你生日快乐！庆祝新年的时刻，你一个人吗？也没有去父母那里吗？

电话那端是吉姆平静的声音：“对，我哪里也没有去，我一个人。”

每次通电话，我都很难受，但是我知道，我不愿意失去吉姆的消息。

离婚十几年后的我，依然不能停止想念吉姆，想我和他的婚姻。想吉姆和我第一次痛苦的争吵。吉姆说，我是为了居留和他结婚的，我伤心了，而且气愤了，就反击，我和吉姆针锋相对，开始打击吉姆，因为我的自尊受到了打击，极大的打击。

可是吉姆为什么说我是为了居留和他结婚呢？吉姆和我很相爱。吉姆不仅对我，而且对中国人都很友好，他还学习中文。不仅吉姆，而且吉姆的父母都是很国际化、很开放的人，他们多次去过中国。吉姆的父亲每年都邀请中国的专家到他的研究所工作。在我和吉姆离婚多年以后，我仍然不由自主地关注吉姆父亲的研究专业，因为吉姆后来也学了土木建筑专业。我远隔万里在中国从电脑上读着中国的专业杂志，祝贺吉姆父亲70岁生日，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当年公公激动地朗诵我的德语博士论文前言的情景，公公夸我的德语写得比德国人还好，我觉得只有公公会这么夸我，理解我，因为我的德语不可能比德国人好，但是我的中文很好，我写德语依然有我中文的思维和韵律，那一定与德国人不尽相同。

吉姆后来很希望我留在德国，他在与我分居的时候依然帮我拿了德国护照。即使和我离了婚，吉姆依然希望我留在德国，希望我的儿子留在德国，但是我呢？没有了吉姆，即使我有德国护照，在德国有好的工作，甚至在德国拥有了更大的房子，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生根落脚的动机。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我唯一生根落脚的动机，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